takeoff2007 2009-8-25 11:33
楼主说的很片面，就我所知道的一点，微星计算机是美国人提出的标准，我们那时候的计算机只是大型计算机，是用在军工科研方面的，并不是进入我们寻常百姓人家的。微星计算机是在冯诺依曼理论的基础上，电子产品小型化后出现的产物，第一台不成熟的微星计算机当时还没有显示器，只是靠几个发光的灯来显示运算的结果。到后期才出现了带CRT显示器以及平民化得用户交互操作系统的。这些都不是我们70年代能研究出来的结果。
还有，当时国内品牌像是长城，浪潮什么的，都是和美国合资才弄的产品，是用了人家当时已经淘汰的东西，像是长城的0520，那些都是80年代8086的产品。所以说这些品牌并不是80年以前就自己开始研究，自己创建的品牌，只能说是当时的电子工业部买别人的技术，产品，和别人合资弄出来的东西，不是什么自主品牌，更提不上什么自主研发的。
其实现在的电子产品比以前那是强大多了，就像是现在的山寨机，这个是什么概念。就是说你有的我就能弄出来，而且不是一个强大的机构弄出来的，就只是几个小作坊，几个名不见经传的技术员，就能给你搞出来，而且还能比你原来的东西多出更多的功能。这是什么，这些就是技术的发展。
sunzy 2009-8-25 12:06
我们国家只是制造大国，不是工业大国，剪刀差在我国家很严重
alexzpw 2009-8-25 13:28
现在也不知道到底是个什么水平。芯片搞了好多年也没有搞出一个真正的东西来。老一辈的精神不在了
7086 2009-8-25 14:04
[quote]原帖由 [i]alexzpw[/i] 于 2009-8-25 13:28 发表 [url=http://67.220.91.23/bbs/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36927466&ptid=2339019][img]http://67.220.91.23/bbs/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
现在也不知道到底是个什么水平。芯片搞了好多年也没有搞出一个真正的东西来。老一辈的精神不在了 [/quote]
老一辈也就是搞军工拿手，芯片设计这种东西怎么可能搞得出来？这种东西都是反动资本家们搞的。比如台湾资本家王永庆的女儿女婿搞的威盛电子就有CPU产品。也真搞不懂楼主要突出新中国的伟大成就为啥偏偏选电子这个短板？这个行业比起反动派们来实在差太远了。除了两弹一星以外如果要突出点什么建议楼主突出一下石油开采和煤炭采掘业的伟大成就，这个行业保证不会给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台湾和朴正熙反动统治下伪韩国比下去。
[[i] 本帖最后由 7086 于 2009-8-25 14:09 编辑 [/i]]
chongyang002 2009-8-25 14:45
对于说出不了比尔盖茨，这个事情受中国政府的节制，以政府现在的政策和做为，这样的人会影响国家的稳定和平，
是受极力打压的对象，适当的富一富是没问题，当富过头的话就会受到打压了
MrYing 2009-9-5 15:47
[quote]原帖由 [i]7086[/i] 于 2009-8-22 17:54 发表 [url=http://67.220.92.18/forum/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36782928&ptid=2339019][img]http://67.220.92.18/forum/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
楼主越说越离谱了，毛泽东时代的电子工业怎么可能先进？我们的电子工业是怎么建立起来呢？那都是从苏修引进的技术，人才也是在苏联培训的。也就是说苏联是我们的老师，我们是苏联的学生，而且中苏是什么时候交恶的？ ... [/quote]
[b]我国第一台黑白电视机不是“七十年代中期”，而是1958年。所以跟英美没有40年差距，顶多20年左右。[/b]
1923年，俄裔美国科学家兹沃里金申请到光电显像管、电视发射器及电视接收器的专利，他首次采用全面性的“电子电视”发收系统，成为现代电视技术的先驱。1925年10月2日苏格兰人约翰·洛吉·贝尔德（John Logie Baird）在伦敦的一次实验中“扫描”出木偶的图像看作是电视诞生的标志。
[img]http://www.1t2t.com/jpg/1309763_1939_GE_HM171_thumb.jpg[/img]
1928年，美国纽约31家广播电台进行了世界上第一次电视广播试验，但由于显像管技术尚未完全过关，整个试验只持续了30分钟，收看的电视机也只有十多台。
1933年兹沃里金研制成功可供电视摄像用的摄像管和显像管。完成了使电视摄像与显像完全电子化的过程，至此，现代电视系统基本成型。今天电视摄影机和电视接收的成像原理与器具，就是根据他的发明改进而来。
1936年11月2日，英国广播公司在伦敦郊外的亚历山大宫，播出了一场颇具规模的歌舞节目，并首次开办每天2小时的电视广播。全伦敦只有200多台收视电视机，但它标示着世界电视事业开始发迹。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英国约有两万家庭拥有了电视机。
1939年美国推出第一台黑白电视机。二战结束时，美国约有7000台电视机。二战前开办电视的还有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电视事业发展超过英国：从1949年到1951年，电视机数目从1百万台跃升为1千多万台，1960年电视机升为近三千万台，约有87％的家庭拥有至少一台电视机。同时期英国只有190万台电视机，法国3万台，加拿大2万，日本4千台。
再看中国电视发展史
1958年1月，天津无线电厂试制出我国第一台黑白电视机——“北京牌”820型35CM电子管黑白电视机，并于3月17日实地接收信号试验成功。当时，全国只有50多台黑白电视机。
1970年12月26日(真巧，与毛泽东诞辰同日)，我国第一台彩色电视机在同一地点诞生，从此拉开了中国彩电生产的序幕。
1985年，中国电视机产量已达1663万台，超过了美国，仅次于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的电视机生产大国。
1987年，我国电视机产量已达1934万台，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电视机生产国。
[[i] 本帖最后由 MrYing 于 2009-9-5 17:19 编辑 [/i]]
MrYing 2009-9-5 16:09
[quote]原帖由 [i]咔吧2009[/i] 于 2009-8-22 20:21 发表 [url=http://67.220.92.18/forum/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36788525&ptid=2339019][img]http://67.220.92.18/forum/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
高科技最主要是人才比拼。大家看看文革教育水平就知道，大学停办，老师是臭老九，蹲牛棚养猪，学生上山下乡，留在城市的造反。整天搞运动，人心惶惶。怎么能把精力放在科研，一大批科技精英无用武之地。直到78年老邓 ... [/quote]
[b]从在校学生、科技、教学人员的数量变化，看毛泽东时代的辉煌业绩 [/b]
作者：hzr6 文章来源：乌有之乡
一、1949—1976年中国各级学校在校学生数 (单位：万人)
年份 总 计 高等学校 中等学校 小 学 中等专业校 普通中学
1949 2,577.6 11.7 22.9 103.9 126.8 2,439.1
1957 7,180.5 44.1 77.8 628.1 708.1 6,428.3
1965 13,120.1 67.4 54.7 933.8 1,431.8 11,620.9
1976 20,967.5 56.5 69.0 5,836.5 5,905.5 15,005.5
26年共增加：813.5% 482.9% 310.3% 5,617.4% 4,657.3% 615.2%
注：1、各级学校不包括成人教育。2、中等学校不包括技工学校。
二、全民所有制单位自然科学技术人员数 (单位：万人)
项 目 1952年 1979年 26年共增长
科技人员总计 42.5万人 470.5万人 1,107%
工程技术人员 16.4万人 166.7万人 1,016.5%
农业技术人员 1.5万人 32.4万人 2,160%
卫生技术人员 12.6万人 139.6万人 1,107.9%
科学研究人员 0.8万人 31.7万人 3,962.5%
教 学 人员 11.2万人 100.1万人 893.8%
三、全国平均每万人口中科技人员数 (单位：人)
项 目 1952年 1979年 26年共增长
科 技 人 员数 7.4人 48.5人 655.4%
工程技术人员 2.9人 17.2人 593.1%
农业技术人员 0.3人 3.3人 1,100%
卫生技术人员 2.2人 14.4人 654.5%
科学研究人员 0.1人 3.3人 3,300%
教 学 人员 1.9人 10.3人 542.1%
[b]近30年，知识分子不受“迫害”了，可是基本上没有拿得出手能够与毛泽东时代科技成果媲美的东西。[/b]
—————————
[b]文革期间科学技术还能快速进步的奥秘[/b]
作者：老田
老田前不久访问了一个老工程师，他参加过“两弹一星”的技术攻关过程，他说中国当时的技术力量，无论是就人员数量还是技术装备水平而言，都远远不如苏联和美国，但是中国从原子弹爆炸到突破氢弹技术的障碍，在时间上都反过来比苏联和美国短得多。他说取得这样的“奇迹”不是偶然的，根据自己的体会，文革期间技术能够进步的关键奥秘有三个，而且这些奥秘是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都无法具备的。
第一个关键的原因是真正的技术民主。他说，由于当时批判反动学术权威，报章上连篇累牍地严厉指责各种管卡压和专制学阀作风，因此，几乎没有什么人敢于以权威和老子自居，在研究队伍内部形成高度民主的风气，大学刚刚毕业的学生和老资格的科学家可以同场辩论，有的时候为了争论技术问题通宵达旦，甚至拍桌子，邓稼先这样的老科学家也常常参与跟毛头小伙子的拍桌子辩论，这样充分的学术民主带来了思想和技术的快速进步。不仅加快了技术进步的速度，在这样的过程中间也加快了技术梯队的成长过程。这个老工程师还谈到，当时由于人与人关系的普遍平等，许多社会和阶级的藩篱都实质上不存在了，一些老工人也参与拍桌子讨论，许多细节问题和工艺障碍也能够集思广益，结果使得整个的项目进程相对均衡，而不是局限于关键技术的率先突破，这就避免了后续试验中间细节引致的失败，所以当时许多项目的试验，几乎都是一次成功，所有的问题和隐患常常是在技术民主中间，已经得到充分的“鸣放”和重视，提前就有了很多的预案和设计。
第二个非常关键的地方是彻底地破除了“技术私有观念”。这个老工程师回顾说，不管是什么样的研究机构，无论是他们花了多少心血得出的最新成果，只要持一纸介绍信到，只要符合保密的规定，他们所有的最新成果都会无条件地呈现给你，而没有一丝一毫的保留。这在任何国家都做不到。技术创新如果联系着市场潜在利益，当然就格外需要保密，即便是仅仅联系着个人的职称和学术地位评价，相关人员也肯定有藏私的必要，但是在当时的中国，一切私有观念都遭到彻底批判，许多有助于巩固私有观念的评价体系都被破坏，所以人们能够空前地敞开自己的所得，公之于众。这样，全国只要任何一个研究所，任何一个研究人员在技术上有了突破，其他的相关人员或者项目，都不再有必要进行重复劳动了，都可以无成本地共享最新的技术成就。彻底破除私有观念，是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的技术大协作”成为可能，有限的技术力量和经费能够空前地节约和有效地利用，避免了许多可能的浪费。
第三个原因是几乎“如人使臂、如臂使指”那样的高灵敏协调机制。这个老工程师提到，在卫星项目中间，有一个同步控制问题当时只能是用机械方式实现，这个就要求四个完全一样的小弹簧。项目单位反映到主管的聂荣臻元帅那里，说上海工业力量比较强，希望请上海的同志帮助解决。聂荣臻给张春桥写了个小纸条，张春桥给马天水打了个电话，马天水连夜召集上海几十个单位的老工人技师开会，一个校办工厂的老工人说他能够实现，回去之后连夜就把符合要求的弹簧做出来了，合计不到24小时。在这样的过程中间，没有任何一个人讲条件讲价钱，所以几乎没有耗费什么谈判时间和交易费用。
老田前不久还访问了一个南京大学的老师，他在1969年参与主持我国的电子计算机项目。据他所说，当时的项目立项完全不需要去找路子跑关系，国家直接按照技术力量优势所在，甚至在没有事先打招呼的情况下，就拨给南京大学1000万元经费，指定用于电子计算机项目，项目办公室成立之后，不需要他去找江苏省委，而是项目立项的同时由国家指定江苏省委配合研究工作，无条件地承担项目的协调工作，许多电子部系统的七字头的工厂，就按照研究进度和要求来进行配合试验，江苏省和南京市的相关部门直接受项目小组的领导，结果是“产、学、研”的高度紧密结合。项目经费绝对不容许个人为私人目的动用，许多工厂在利用自己的技术和工艺积累基础上来参与这个项目，已经有的技术和工艺都不再重复投资和花钱。
计算机项目的背景是1963年毛泽东说要继续大跃进，不能老是跟在洋人的后头搞“爬行主义”，要尽可能地采用已有的先进技术，跟踪科技发展的先进水平，这个意见在三届人大上通过。为此，中央科学小组、国家科委党组于1963年12月提出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报告、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及科学技术事业规划，这个规划是在原有的1956－1967年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基础上，参照世界科学技术进展状况制定的，总的要求是动员和组织全国的科学技术力量，自力更生地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关键性的科学技术问题，在重要的急需的方面掌握六十年代的科学技术，力求接近和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道路上，实现大跃进。这样在文革期间政治上初步稳定之后，许多科学技术项目就分解落实到具体的研究机构，除了南京大学之外，清华大学也是计算机项目实施的重点单位，到1970年代末期，已经产生丰硕的成果，一个清华的教授告诉我说当时的计算机技术水平，中国实际上和美国是基本同步的，后来由于这些项目和“运十飞机”的命运一样下马，这样我们国家在今天的关键技术领域，就被西方国家远远甩在后面。清华大学在1970年代中期就拉出了单晶硅，现在反而不会了。还有一个人告诉过我，前几年某研究单位以单晶硅立项，结果得到数千万的研究经费，最后是在美国去拉出单晶硅来结项的，事情竟然演变到这个样子，特别值得那些真诚关心中国技术进步的人们深思了。
当时中国能够以有限的技术力量，去跟踪世界先进水平，优势在于全国技术力量的无成本合作，有限的经费和人力资源能够集中使用，在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基础上搞集中突破，降低相互学习的成本并实现研究队伍的迅速成熟和壮大。而中国今天的问题还在于，中国不仅落在后面，在市场规则急功近利的“短视”眼界里根本就丧失了追赶的动力，而且在中国技术力量和经费和西方国家有巨大差距的情况下，还硬要一味地抄袭西方的技术发展路线，这注定只能是产生“爬行主义”后果，一切有价值的成果都不可能产生在中国。
最近二十多年来，知识精英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下，想要把技术创新作为筹码以索取更多的剩余，结果这么一搞，反而使得经费分发的机构成为精英们工作的核心，大力的精力投入反而在学术研究上，使得学术脱离了常规，变成必须由某种外在的规制机构进行评价了，结果精英们只好挤到“钻门子第一，研究第二”的渠道中间去钻营了，钻进去的人说“改革就是好”，钻不进去的人喊口号说要“反腐败”。有了精英们称心如意的“把研究作为发财筹码”的改革，就没有了真正的科学技术创新了，精英们只好把大部分精力改而用来去钻营了。
西方的实用技术发展，往往依托企业的垄断利润，在公司的实验室里完成；而前景最不明朗和风险最大的技术，是政府在国家安全的名目下拨付经费支持下完成的，例如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中国的企业在全球分工中间处于底层，没有那种足以在市场上大量攫取资源的垄断企业，因此企业就不可能拿出巨额经费去长期支持技术研究，如果政府再不进行主导型的开发投资和全国协作，显然就不存在什么高招能够促使中国技术的进步，这样一来倒是要问一个问题：中国的技术进步靠什么？靠教授们在“核心刊物”上多发文章吗？靠布置中学生多作习题吗？
[b] 今天中国的科技成就比文革都惭愧----抓革命促生产! [/b]
漏斗子 2005-03-26 19:45
看今天的科技成就比文革都惭愧
想想现在拿得出手的航天，还是计划经济、也没有股份制，想对外交流可人家怕你盗窃技术不干，就这么个状况，还创造出一流业绩。
航天的底子是改革开放以前打下来的，现在对过去几十年的科研成就和科研人员，近乎全盘否定，实在没有说服力。这个可以用事实说话。
改革开放以前，且不说航天、核子武器等国防工业，就是在基础科学领域，也有不凡成绩。中科院生物所王应睐小组的人工合成胰岛素，数学所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等等也是走在世界前列的。
当时的中国，是世界上不多的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这个体系的建立，早期还有苏联帮忙，后期完全是自力更生的。如果没有前辈科研人员辛勤劳动，这些成就从何而来？即使受人诟病的航空工业，到运十诞生，从歼击机、强击机、轰炸机、运输机、干线客机、直升机，航空工业已经能够为共和国提供成系列的军民用产品。这才仅仅走了三十多年。比较今天，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二十多年，我们又能拿出些什么嘲笑前辈？满大街的外国品牌汽车，满天的波音、空客，难道改革开放的就这个成果？本人也算与科研占点边吧，每每想起这个，真的为我辈汗颜。
说到过去政治运动、文革对科研的干扰，不少人也常夸大其词。现在搞市场经济把一切产业化，对科学研究破坏、干扰比文革政治运动尤甚。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摧毁，是深入骨髓的。现今拿着博导、院士身价的想方设法捞钱、谋私利的不在少数吧，个人都富起来，不似过去“茶叶蛋”待遇了，但对“公”贡献了什么？一切向钱看对科研院所、大学的冲击，比文革政治运动厉害不止百倍。“再这样下去，科学院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这是过来人技术学部邹院士在一次会议上对现状的描绘。
如果看过徐迟的报告文学就会知道，即使在文革时期，讲“又红又专”还有一个“专”字，就是陈景润，每天最多两个小时参加政治学习，其余的时间可以自己支配，没人干扰，在六平方米的小屋子里做出了国际水平的研究。现在科学院、数学所大楼盖了不止多少，物质条件好了千百倍，国际水平的成果又有多少？在记述陈寅恪最后二十年的那本书里，描绘工宣队员每月还要给他送特供食油、特供牛奶，心里老不服气，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日子里，工人待遇还是不如中山大学里的教授们的，不要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待遇说得像讨饭一样。
“文革”即使有不是，人们也早已喊出了“拨乱反正”，后人还可以大着胆子搞逆行改革。可市场经济、产业化对科研、教育的破坏呢，有多少反思呢，上上下下不是还在铆着劲“深化”吗，这才是更令人担忧的。中国的教育、科技体制“改革”再如此“深化”下去，就不是仅仅反省、“拨乱反正”就可以解决的。
[b]周光召说文革科技：尊重人才，气氛民主[/b]
柳鲲鹏
2008-1-28
关键字：周光召 文革 科技 民主 人才
[b]简介：周光召对比现在和文革时期，羞羞答答的承认文革时期是尊重人才，科技气氛也很民主。[/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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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流的宣传里，文革是“十年浩劫”、“面临崩溃的边缘”。主流贤达们喋喋不休的说文革一片混乱，有着遍地都是的各种各样的“迫害”。同时他们还会不断的举出一些例子证明文革是如何的阻碍科技的进步，如何的“迫害”科技人才。谎言重复了一万遍之后，相信的人自然就多了起来。
但主流们又往往是矛盾的，一会儿又说文革停步不前，一会儿说毛主席时代科技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听起来似乎是说毛主席时代中国科技发展，只是文革期间出了问题。但事实恰恰不是如此，在文革期间，中国在所有的高科技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世界第三强国当之无愧：杂交水稻，激光照排，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复方蒿甲醚，导弹，卫星，核武器，核潜艇，大飞机，计算机，……尤其是前四者，是新中国的“新四大发明”，对全人类都有巨大的贡献。那就奇怪了，如果科技人才不受尊重，科技气氛压制，甚至科技人员经常受迫害，这些东西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还是说中国的科技人才普遍有“受虐倾向”，必须在迫害的环境下才能出成绩？
与此相对应的是，笑贫先生上台之后，号称要尊重人才、重视科技教育，结果反而把中国的科技教育体系搞崩溃了。到现在中国只有在军工方面靠着毛主席的底子有一点东西，其他方面全面成为科技殖民地。不夸张的说，中国现在任何有科技含量的东西，如果不是跟军事有关，就只能依赖进口。
回过头来，显然中国的科技人才也是在受尊重、民主的气氛下才能出成果。如此说来，文革期间，科技人才是受尊重的了？科技气氛是民主的了？恰好，《南方周末》登录了一篇访问周光召的文章。周光召是“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国科学院前院长。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周的讲话是不能说得太明白的，吾在这里把周的意思说得更明白。
首先，要证明周的讲话没有深入。请看：
解放之初，全社会形成了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的氛围，吸引了数万名知识分子从海外归来——这些人的回国，不仅仅是因为向往新中国，也是被当时尊重科学、尊重人才的社会风气所吸引。
鲲鹏点评：这一点，戳破了所有的污蔑新中国的谎言，也戳破了所有的关于文革期间的谎言。如果文革期间受迫害，人才不仅不会真心工作出成就，也会想方设法逃离中国的。
而且，除了周恩来、聂荣臻、陈毅等领导人真心实意地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外，中国政府还对核武器研制进行了战略部署。
鲲鹏点评：说到尊重科学，竟然不敢提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没有毛主席，新中国就不可能在吃不饱肚子的情况下搞高科技，早象笑贫先生上台之后那样吃喝享乐掉了。是毛主席下决心搞高科技，是毛主席要造核武器的，是毛主席说“核潜艇一万年也要造出来”，是毛主席要造卫星的，是毛主席要造核电站的，是毛主席要造大飞机的，是毛主席要造计算机的，是毛主席发动群众搞学习扫盲的，是毛主席号召工人们搞各种小改进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的高科技！没有毛主席，就没有尊重科技人才的气氛！没有毛主席，就没有其他人员尊重科技和人才的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吾倒是要问一下周光召，汝还知道自己的良心在哪里吗？难怪在汝当院长的情况下，中国科技也没有任何进步。今天装模作样的来批评，难道不是汝这种人把自己良心抛弃的结果吗？
作为主流的一员，周光召也不例外的把大跃进和浮夸风混淆起来。大跃进是出了一些丑事，闹了一些笑话，但大跃进同样的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只说两样：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和第一台每秒运算1万次的快速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汝周光召可别吹嘘没有这两样东西也能搞出核武器啊。那样的话，吾就要怀疑汝的真实水平了。顺便要说一句，这东西，也不是想造就能够造的。下面来看看他前后矛盾的话吧：
1958年开始的“反右”和“大跃进”等运动，完全破坏了科学研究的秩序和应该遵循的规律，使得整个社会丧失了科学精神……解放初期形成的良好科学研究的氛围和实事求是的精神，被破坏殆尽。
直到1961年，这种情况才得以纠正。
鲲鹏点评：前面说“破坏殆尽”，后面就说3年之后就“得以纠正”。这速度真是“大跃进”啊。改革开放不久的科技民主氛围也“破坏殆尽”，已经过了30年，是大跃进的十倍，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得以任何纠正？是那个时候的人太厉害了，还是现在某些人太无能了？
说到现在的科技落后，绝大多数都抱怨条件不好，投入不够。周光召则批评了这谬论。新中国的科技成就，可以说“都是在物质条件相当差的情况下创造出来的”，“世界范围也是这样，上世纪科学界最重要的三个发现：相对论、量子力学、DNA的双螺旋结构，都是在相对困难的条件下产生的”。
周光召对那个伟大的时代，充满了无比的自豪：“回顾‘两弹一星’的研究，那时候团队精神和学术民主的氛围都很好。拿今天的话来说，是软环境很好。当时，我们完全是针对问题本身展开各种讨论甚至争论，根本没有等级和身份方面的顾虑和限制。大家都积极地提出自己的想法，希望自己的想法被大家讨论，早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当年我们没有上下级之分，也没有说谁是教授谁是刚毕业的学生，大家都可以大胆提出自己的想法，进行争论”。
周还严厉批评了改革开放之后的科技界的风气：“现在，这种情况很难看到了，反倒经常出现两种不开放的情况：一是缺乏学术民主的氛围，往往是院士或领导一讲话，就再没有人敢讲话了；二是实行不必要的封锁，大家都生怕自己的想法被别人知道了。”
显然，周是既得利益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是主流，说话的口气也是主流。因此一不小心，又说出了一些谬论，这就是改革开放之初污蔑公有制的谬论：
在很长时间内，我们的很多奖励都给了集体，但强调集体过头了，就扼杀了个人的积极性；后来我们又只奖励个人，只突出个人的成就，这就产生了另一方面的影响：在需要形成强大的科研团队时，不利于凝聚一大批人，去解决复杂的科研难题，因为每个人都可能会考虑自己在团队中的位置，能不能得奖。如果不在得奖之列，就很可能失去参与这件事的积极性。
鲲鹏评论：这不是打自己的耳光吗？新中国的所有伟大科技成就，成为世界第三科技强国，没有哪个人得到了什么奖励。那个时候强调集体了，请问扼杀了个人的积极性吗？改革开放之后强调了个人积极性，请问有什么科技成就可以拿出来鼓吹一下？没有谁能够看到。
周光召提出了几个疑问，值得中国最高领导，好好思考一下。这里就引用过来，作为文章的结尾，请所有的中国人，一起来思考吧：
我们有没有建立能够激发所有人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创新环境？有没有一个目标能够把大家凝聚在一起？
MrYing 2009-9-5 17:06
[quote]原帖由 [i]7086[/i] 于 2009-8-25 14:04 发表 [url=http://67.220.92.18/forum/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36929251&ptid=2339019][img]http://67.220.92.18/forum/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
老一辈也就是搞军工拿手，芯片设计这种东西怎么可能搞得出来？这种东西都是反动资本家们搞的。比如台湾资本家王永庆的女儿女婿搞的威盛电子就有CPU产品。也真搞不懂楼主要突出新中国的伟大成就为啥偏偏选电子这个短 ... [/quote]
[b]芯片设计这种东西怎么可能搞得出来？
给你看个资料，在技术方面请说说同时期的台湾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跟大陆比？[/b]
中国电子计算机的科研、生产和应用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的。1956年，周总理亲自主持制定的《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中，就把计算机列为发展科学技术的重点之一，并筹建了中国第一个计算技术研究所。
我们知道，以逻辑电路器件作为标志，到目前为止的电子计算机可以分为四代。（此外还有“第五代”即人工智能计算机和“第六代”即生物计算机的说法，但至今尚未成熟，本文不涉及。）每一代计算机，都比前一代更小、更快，技术工艺要求更高，价钱也更便宜。中国科学家研制从第一代到第四代计算机的工作，几乎贯穿于整个毛泽东时代。
第一代计算机采用电子管。美国研制出第一代计算机用了4年（1943-1946，标志：宾夕法尼亚大学莫尔学院的ENIAC），而中国通过学习苏联的技术，仅用3年就完成了（1956-1958，标志：中科院计算所的103机），并生产了50台左右[文献2]。
第二代计算机采用晶体管。美国从第一代计算机进入第二代计算机花了9年时间（1946-1954，标志：贝尔实验室的TRADIC），中国用了7年（1958-1964，标志：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即国防科技大学前身的441B机），生产了约200台[文献2]。
第三代计算机采用中、小规模集成电路。这段发展过程美国用了11年（1954-1964，标志：IBM公司的IBM360），中国用了7年时间（1964-1970，标志：中科院计算所的小规模集成电路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111机”[文献3]）。我国研制的第三代计算机品种非常多。例如，北京大学、北京有线电厂和燃化部等单位联合研制的150机于1973年完成；借鉴美国IBM公司16位小型机技术的DJS-100机也于该年（1973）研制成功，它的硬件为自行设计，软件兼容；1976年11月，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研制成功1000万次大型电子计算机“013机”；等等。这里不再一一介绍。
这一时期的1973年1月，四机部召开了电子计算机首次专业会议（即7301会议），总结了60年代我国在计算机研制中的经验和教训，决定放弃单纯追求提高运算速度的技术政策，确定了发展系列机的方针，提出联合研制小、中、大三个系列计算机的任务，以中小型机为主，着力普及和运用[文献4]。从此，中国计算机工业开始有了政策性指导，重点研究开发国际先进机型的兼容机、研制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和发展微机[文献5]。
第四代计算机采用大规模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今天的计算机都属于第四代计算机。这个过程美国用了9年（1964-1972，标志：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规划署与伊利诺斯大学联合研制的ILLIAC-IV），中国用了8年（1970-1977，标志：航天部陕西骊山微电子公司的77型机）。77型机是中国第一台自行设计研制的，采用大规模集成电路的16位微型计算机[文献6]。另外，参照美国Intel8008机型的国产DJS-050微机，也于该年（1977）由清华大学等单位仿制成功并通过鉴定[文献5]。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到，中国计算机事业的起步比美国晚了13年，但是经过毛泽东时代老一辈科学家的艰苦努力，中国与美国的差距不是某些人所歪曲的“被拉大了”，而是缩小了，从12年缩小到10年，再缩小到6年。到毛泽东离开我们之后不久，中国的计算机水平仅比美国落后5年。
在八十年代前，世界上能够自己研制计算机的，只有美国、前苏联、法国、英国、中国几个国家(可没有韩国，也没有你自愧不如的台湾哟)。中国和他们没有太大差异，也是拥有比较先进的研发技术。可三十多年过去了，却叫人怎么也高兴不起来。韩国，台湾异军崛起，而中国却大大的倒退了。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郝柏林在前几年就警告“我国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研制出第一台大型电子计算机时，比美国只差十几年，与日本、前苏联差距更小。”但是现在“我国计算技术和国际差距反而比５０多年前增大了”。
[b]中国芯片技术从60-80年代的过去，我们水平基本与国外同步。改革开放后从“有芯”变成“无芯”差距反而越拉越大是不争的事实。但这不是毛泽东时代“老一辈”的错，而是改革开放中国大陆中科院在1984年就开始就逐渐开始撤消大规模集成电路研究室(1986年正式撤消解散)，这是邓XP“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买办政策造的孽。所以，中国大陆芯片技术落后于台湾是从1978或1986年算起才对。因为1978年事买办造不如买的洋务运动元年，而1986年正是中国大陆中科院大规模集成电路研究室撤消解散的终年。 [/b]
可以参考龙芯官网这篇文章：
[b]回望５０年--新中国半导体事业的坎坷路[/b]
2009-03-24 17:43:28 作者：黄令仪
岁月如流，58年大学毕业至今，半个世纪已逝去，而往事却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一幕又一幕……
l 走进微电子
[b]56年毛主席，周总理为了发展我国的科学事业，采取了四项紧急措施，其中之一就是加速半导体学科的发展[/b]，清华当年即创办了半导体专业，57年李志坚教授从前苏联学成回国，领导教研室，58年前苏联专家又来清华讲学，因此母校华中工学院（今华中理工大学）即时派我到清华进修，主攻半导体器件，从此与微电子学结上了终身之缘。
我是与清华首届半零[1]同学一起听课和学习的，全部课余时间在初创的实验室参加科研。我被分配到晶体管组，进行合金P-N结的研究并自制一台晶体管参数测试仪。这种理论与实践高度结合的效果非常好，李教授刚讲完能带论、P-N结，我们马上能在科研中看到它、测到它。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集体，虽然学习、科研很紧张，但大家都非常愉快、融洽，它既培养了我们的刻苦钻研精神，又培养了我们的团队精神。
60年学毕返校，创建了半导体专业，讲授半导体器件与材料课，同时带领一批比我更年青的教工和学生，风风火火地创建了实验室。什么都自己动手干，并研制出了半导体二极管。当时居然得到心中敬仰的科学院院长、著名诗人、作家郭沫若的视察及鼓励，大家非常兴奋。可是三年困难时期到了！粮食很紧张，国家制定了调整方针，学校对一批刚上马的专业也调整了，半导体下马。62年10月按应届毕业生分配到了中科院计算所二室101组（固体电路组）工作。一进实验室，四壁空空，只看见一个年青人，身穿白大褂，蹲在一个电炉旁边，炉上有一个玻璃烧杯，里面有几块指甲盖大小的紫蓝色硅片，他说：“这是要做二极管的”。我心里暗想，似曾相识！后来才了解到，本组是由59年刚回国的青年科学家黄敞研究员领导，他还在北大讲授半导体器件课，52年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后即从事晶体三极管的创业工作，应该属于晶体管的创始人之一。58年就在美国电化学与半导体会议上发表过外延模型，并预言可以改善晶体管特性。[b]当时组里正在研究厚膜电阻译码器二极管矩阵（混合集成电路）以及外延技术，这在国内是领先的，与世界亦是同步的。我立即被分配负责研制平面二极管，接着研制外延小功率开关三极管，一切都很吸引人，开始埋头苦干。63年9月，我们组被命名为十一室（集成电路研究室）。[/b]
l [b]激情燃烧的日子---参加微型计算机研制[/b]
65年8月，我们去参加了一个院里召开的大会，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张劲夫在台上来回走动，激动地挥动双手说：“我提着脑袋把任务给你们要来了，你们要好好干”！，会上宣布，成立计算所二部，亦称“156”，专门研制微型计算机。我们在台下，亦热血沸腾！深知自己参加的工作，是国家所急需，是时代赋予的使命，心中既高兴，又紧张！随后，很快从科大、清华调来了十来个毕业生，干部及设备也配齐了。特别是从东北光机所三天之内调来了一个室。我被任命负责研制外延中功率开关三极管，这个任务难度很大，初期做出的P-N结总是低压击穿，饱和压降也下不来，于是将全组排成三班倒。大家都是随叫随到，正副组长则是12小时一轮换，常常一天干13-14个小时。黄敞先生也亲自指导，教我不要局限一点，要全面考虑各种参数的全面配合，我们又重新设计了版图……那时全组团结得如一个人，人人尽职尽责，指到哪，打到哪，真是激情燃烧的日子！部室领导也抓的非常紧。科研处处长马庆魁就常站在实验室外面等着芯片，副主任何绍宗晚上给我们送面条、面包……情景十分感人。主任赵松岩则遥望南楼，感慨的说：“灯火辉煌156”。记得我们室有一个叫韩景春的同志，负责封装，既无资料更无经验，只有不断地摸索才能前进，在他试验用什么化学药品时，没有高级设备去分析，只靠舌头去尝，感到不对劲时，就跑到水龙头处马上用水冲。在这样的条件下，他把研制出的组件硬是给封好了！76年他重病在身，已病危了，我去看他时，他已经神志不清了，但还陆陆续续跟我说：“毛主席还活着，他正在深圳的上空走着呢！”听着听着，我的泪水洒满了面颊。当时就是这样一群人，为了国家的需要，无私地奉献着自己的青春乃至生命！既无职称、无荣誉，更无光环、奖金，却默默无闻地工作了一辈子，他们什么也不求，只求祖国的富强！
不知道经过了多少不眠之夜，中功率管终于质量和数量全达标了，而且还帮助兄弟组做了引导二极管。整体微型机研制进展也非常快，到了66年8月即研制成功了，还会唱东方红！在2007年的一天，我逐个在一楼大厅仔细看了所历史长廊的画卷，突然一幅图片在我面前出现，令我惊呆了！这就是“156”组件计算机！从来没有看到过啊！这就是我们曾经用青春和热血灌溉过的156！这就是在浩瀚的夜空中追逐星空寻找的“156”！心情顿时激动了起来。旁边的注释是：156组件（集成电路）计算机是[b]1966年8月研制出的我国第一台自行研制的空间计算机[/b]，1966年国庆，向国家报喜，得到周总理的表扬。此时，我已不禁热泪盈眶。
l 创业路、路漫漫
69年12月由于156迁内地，70年计算所又筹建集成电路研究室，71年1月1号我被调回计算所，同时成立了十一室（集成电路研究室）由沈世刚与我负责，1973年7月启动了013大型通用计算机的研制，是我国计算技术创始人之一的王正负责。他亲切地对我说：“013机的咽喉是半导体通导存储器，由你们室负责研制”。面对着更年青的队伍，我心中既兴奋又有点害怕，好在156精神依然在我们的血液中流动。虽然国外封锁厉害，很难找到资料，但我们靠顽强的拼搏，一点一点的摸索，终于完成了任务，研制成功的存储器性能稳定。013机76年也通过了鉴定，投入了使用，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重大成果奖，77年所里将电路预研组调入我室，其组长是所知名的电路设计专家沈亚城同志，而且任命吴几康研究员为室主任。他是53年回国的专家，156时，是十三室主任，专门研究集成电路计算机（79-83年提升为计算所副所长）。任命沈世刚、我、沈亚城、许新武为副主任，沈世刚协助吴几康抓总，我负责集成电路、器件及工艺、研制芯片，沈亚城负责巨型机所用的电路设计，许新武为行政兼改造约1500M2 的芯片研制净化小楼。室已初具规模了，77年12月，所承担了千万次大型机757任务，王正仍是负责人。他说：“一定要给十一室一个项目”。因此我们分析当时各种不同电路的特性：ECL虽然快，但功耗太大，CMOS虽然集成度高，功耗小，但因为Latch-up效应尚未彻底解决，造成了成品率低，只剩下I2L电路了，其规模可大，功耗亦小，而速度太低，我们从器件原理、工艺原理的分析中，发明了P+-N-P+型高速I2L新结构，并研制成功了256ROM，与六室外设合作，成功用于757外设的打印机中，为757工程增加了独立自主研制成功的新集成电路。1983年11月757千万次机通过了国家级鉴定，获得国家科学进步一等奖，我们以“集成电路和工艺P+-N-P+型高速I2L新结构”的项目获得1980年院科技成果二等奖，沈亚城负责的电路预研组的“高速低功耗ECL电路系统”的项目亦获1980年院科技成果二等奖。
1983年6月，所里将十一室命名为大规模集成电路室，当时已有6个组，约70-80人，而且已入住改造成功的，位居南楼与北楼中的芯片研制净化小楼，正准备甩开手大干一番。当时北师大有一个“浅结离子注入”项目，我们参加了，研究多晶硅掺杂发射极晶体管及全离子注入晶体管，已有很大的进展。准备提供更高速度的电路（该项目后获北京市科技成果二等奖），但[b]在84年末，科技处周洁来问我：计算所要不要研究大规模集成电路？令我大吃一惊！立即斩钉截铁的回答：计算所若不进行芯片研究，今后做计算机设计的人只知道用芯片，里面是什么都不知道了，怎么能设计一台好的计算机呢？然而不久，所领导正式把我们召去说：“所里经费太紧张，拿不出钱支持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研究……”我知道他的意思了，一走出北楼门口，忍不住失声痛哭了，难道我们呕心沥血十几年创建的研究室就这样结束？计算所今后设计计算机的人真的只能看到黑匣子，而里面是什么都不懂了？难道计算所今后真的走向了“无芯”的未来？在万般无奈中，我把最后一个同事安排好工作岗位后，毅然到微电子中心报到了，此时已是86年年底。87年3月6号，计算所正式撤消了大规模集成电路研究室，结束了这段无法忘怀的历史。[/b]
微电子中心成立于1986年年底，又是一个初创的研究所，由三部分组成：半导体所及部分计算所做集成电路的人以及109厂。一天科技处的人通知我去电子部开一个项目研究会，主持人问我：你是哪个单位的？我如实回答，岂料他说：“你们科学院另有经费，不必在这里挂了”，令人失望啊！后来我找到他的上级说：“我们不要经费，只要一个项目，到时按时交帐，如何”？大概他被我的精神感动了，不仅给了项目还给了三万元经费。自此，我就和我的合作者陈晓东同志投入了CAD的研究，但此时我已50岁了，阅读门阵列的描述语言，像读天书，一句一句啃，一咬牙，下决心：从零开始，甘于寂寞，乐于清贫，从此潜心识规律，风华正茂更如前；三十年啊三十年，弹指一挥笑作别。
幸运的是：正好一家与日本人合资的厂家生产洗衣机，他们登门求教，希望帮助研制控制洗衣机的芯片，因为日本人什么都给，唯独洗衣机的芯片设计不给，只卖芯片，奇贵无比。我大胆地接下了这任务，开始全身心的用CAD方法设计了这块芯片，日日夜夜解决难题，有时晚上甚至跳铁门的墙回家，终于研制成功。单位生产处已计划一年生产几十万片。但日本人却降价到四块钱一片，若生产，要赔钱。我不禁感叹，难道我们工作的价值就是逼别人降价？
碰巧有一天，遇到院秘书长候自强与院基金会主席徐正春，徐对我说：“夏培肃研究员（后升院士）申请了一项“等时间差”研究课题的项目，交到香港某公司生产一年没有做出来，现在交帐限期快到了，能否帮忙用三个月去解决一下”？因为这块芯片的物理设计是我们做的，便满口答应，只提了一个条件，为二人在港生活费提供5000元港币。双方当即拍板成交，谁知等到签证手续办完，即将离京时，正式合同才拿到，其中有一条：若三个月做不出芯片，退回5000元生活费。天啊！卖了我也找不回这5000元啊！硬着头皮，背水一战，只好向前冲！到了香港，恨不得一天掰成两天用，别人上班，我们上班；别人下班，我们还在上班。总算在大限之日拿到了合格芯片，免了一劫！
89年我被公派到美国一家公司进行合作。但怎么也没有料到，一生中最大的刺激迎面而来。11月在加州拉斯维加斯有一个国际芯片的展览会，我们在那里参观了一周，成千上万的摊位我几乎跑遍，都找不到我国的摊位。好不容易在拥挤的人群中看到了几个国人手中拿着长城公司的塑料袋，我立马迎上去，亲切地问：“你们是来参展的吧”？“不，是来参观的”心中猛然一震，没有希望找到了。只有我最明白，[b][size=3][color=DarkRed]63年我国的集成电路的研究水平与国外是同步的啊！为什么现在差距如此？内心的痛苦使我掉下了眼泪，“琳琅满目非国货泪眼涟涟”。我暗自下决心，一定要设计一块高水平的芯片来参展，洗刷耻辱。[/color][/size][/b]
90年回国后，就潜心钻研各种集成电路的设计方法，从建立版图库，时序库开始，到寄生参数对性能的影响，时钟树的生成，全局规划，时序驱动布线等等，全定制，标准单元，宏单元的设计方法都研究过，用户包括华为的程序控制芯片，计算所的模糊控制芯片等等。批准了两个发明专利，有关单位在2000年推荐我参加了一个在德国纽纶堡召开的国际发明专利博览会。该会1949年创立，第一次邀请我国参加。大约全国去了32人，别人摊位是一个公司，我们则是一个国，摊位小而拥挤，但毕竟突破了“零”。归国的大巴走了约一半车程，被通知我送的专利被评为银奖，高兴之余，写了几句歪句：
神州之尊重泰山，
赤子荣辱轻鸿毛；
灵台无计四十载，
不觉青丝已成雪。
纽纶堡夜星光灿，
启明银座落中华；
十年耻痛今宵去，
芳草天涯迷人还。
但是兴奋之余，定下心来，仔细一想：真正用上的芯片在哪里？虽然在设计时，就像一个老迈之年的人，用战战兢兢的双腿爬上了一个山峰，仰头一看，又一座更高的山峰堵住了前进的路，然后一咬牙，又顽强的一步一步的爬上那更高的山峰，可是令人痛心的是：芯片做出来了，没有用，锁在抽屉中，得了奖，又怎样？它只是一张纸。因此，当江绵恒副院长视察微电子所时，召开了座谈会，在会上我说：“一个科技工作者最大的痛苦，就是他用心血灌溉的珍贵芯片做出来了，没有用！”好心人对我说：“你只会干活，不会说话”，可是，这是我的肺腑之言。
l 激情再次燃烧的日子---参加龙芯物理设计
2001年12月左右，夏培肃院士的博士研究生林琦给我电话：他与李国杰所长要找我，希望我能帮助计算所的CPU做物理设计，当时我有要事没有去，第二天由他带我去找了唐志敏老师。一群年青人坐在一个大会议室中，唐介绍了情况，让我参观了他们研制成功的用FPGA烧成的CPU芯片，并提出了要求。我说，请让我考虑三天。会下，我问韩承德老师：你们有多少经费，回答是全室200万，但要留100万培养研究生，顶多只能拿100万做CPU。我心中一震，软件费、投片费、人工费、返工费。这个经费要差一个数量级啊！因此，不敢接，只怕半途而废，不了了之。然而，我内心深处，对计算所有着深厚的感情，曾经苦苦挣扎，想为计算所的计算机出力，而环境却使我不得不离开，如今……
到了2002年1月21日，我敲开了唐志敏老师办公室的门，开口就说：“我来和你们干CPU物理设计”。他说：“热烈欢迎”！于是22日，我就在微电子所实验室说：新项目还在申请，我准备抽这段时间到计算所参加CPU物理设计，谁愿去？当时杨旭、陈守顺、蒋见花、左红军马上响应。在23号一大早，我们五人就进了龙芯实验室，开始上机熟悉环境了。第一次和胡伟武老师见面。他说：“我要让全中国人都会设计CPU”！我心一震，深深地被感动了！为中国人民服务，这是一生的追求！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我们共同的理想一下子溶在一起了。开始了我们之间长达六年之久的真诚合作。系统设计与物理设计无缝地结合了。真正的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对于从未做过0.18μ工艺规范的人来说，设计时间这样短，要看的资料这样多，信号完整性又是全新的概念，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那时，每一周，我都要召开会议，要每一个人汇报自己做过的工作，而且请胡老师到会指导。（大约2-3月份，胡老师又派了范宝峡、钟石强参加了进来，后来还有赵继业、李文等）。由于用Cadence信号完整性的仿真软件仿真后的结果指出：几乎一半以上的线网均有问题。我不敢告诉大家，怕影响信心。迫于无奈，找到了Cadence负责亚洲区的外国专家咨询，他说：Cadence工具对信号完整性的分析太悲观，不能用，要用CeltIC。天呀！为什么不早说？害得我们好苦。此关一过，不仅掌握了方法，而且还独立找到了质量又好，耗时又短的修复信号完整性方法，获得了一项批准的发明专利。在这一段合作的时间中，龙芯课题组的全体年青人，尤其是胡老师那种对崇高理想的执着追求深深的感染着我，这里没有无聊的纷争，而是一颗颗炙热的心，要把龙芯做出来，我感觉到一个激情燃烧的156时期又来到了。因此下决心一定要把CPU的物理设计做成功。也就在这个时候，胡老师做了一个果断的布置，要我在前面搭桥铺路，大家紧紧跟上，而且决定我们自己设计的物理设计要投片。全体后端设计人员立刻紧张了。我回想起做757千万次计算机时，每一个元器件都有备份，以防万一。于是和胡老师商量，要做两个芯片，1B为确保的，以打通全部流程为目标，时序与面积不太苛求；另一个1C为力争的，对时序要严，面积要小，1B由我带，1C由胡老师带，并计划先加工1C，再加工1B，但临近流片时，一天一个冲击波，若有心脏病者，肯定要趴下，尤其当1C在tape out的前一天，测试同志发现，扫描链没有接出来，胡老师迅速决策：人工修改。两人一组，一个人操作，一个人旁边检查是否改错，并调整先流1B，再流1C。同时胡老师庄严而凝重的说：“这是一个历史时刻……”后，在场的人一个个疲劳得面色苍白，只有眼睛充满血丝，嘴唇还有一点点红色的情况下，依然抖擞精神开始战斗，我心中立刻有一种悲壮感。这不就是没有硝烟的战场吗？这与当年奋战156的情景何其相似！就在我陷于沉思时，左红军神色慌张的找我：“黄老师，1B有一块SRAM的电源地也没有联出来”，胡老师立刻下达命令：“你马上去处理，这儿我管”！我跑过去一看，情况属实，大量布线占满了一块SRAM的电源地线上面，怎么办？急中生智，我把屏幕尽量做大，在布线中露出了缝隙，可以容纳局部的Via孔通过，一点一点把电源地补齐了，1B顺利地交出了。
在经历千难万险的修正后，1C终于在第二天凌晨3点左右结束设计了，在胡老师的房间，我说：就这样了，已尽力了！但此时此刻已错过了 TSMC最后上交的tape out的时间，要怎样才能争取1C与1B同步加工？突然想到过去我曾在TSMC 流过两个芯片，都是通过上海赖作琪先生联系的，何不找他再帮忙？胡老师马上拍板，要我乘7点的飞机飞上海，9点在大雨中找到赖先生，他为我们的精神所感动，竭力去争取，从电话中传来对方声音：“我们这里人仰马翻了”！眼看无希望了，通过阅读赖作琪先生的文档又发现1C一个错误：PLL CUT CELL中少加了一个金属条，会造成ESD的问题，在通知所里改错时，突然又传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有一个用户因时间问题未能完成设计，空出了一个MPW的位置，于是1C进线了，真是天道酬勤，上天不负有心人！
随后的日子，与胡老师一样，老做噩梦，这有错，那有错，醒来上机一查又没有错，心惊肉跳的度日，两块芯片都加工，是我坚持的，心中沉甸甸的。如果做不出来，十万美元啊！如何向计算所交代？接着脖子不能动了，大夫说，今后不要再用电脑了，躺在床上整整一个多月，1C回来时，不敢去看，胡老师一个电话打到家：“成功了”！我顿时心花怒放，不知怎的，脖子也不疼了，我完全沉浸在幸福之中，紧接着1B也成功了。
2003年3月，微电子所与计算所正式签了合同后，由微电子所承担龙芯的宏单元库全定制模块设计，我招了一批研究生开始3w6r寄存器堆的设计，但，无情的非典来了，而大家的热情依然高涨，认真学习，努力工作，每天晚上十点，我都要赶人离开实验室，居然还有两个人，杨献与陈为竟通宵达旦的干，我对他们说：若你们得了非典，我如何向你们的父母交代？就在这样的非常时期，我们也按时完成了任务，龙芯2B成功了。
2004年9月，在圆满的完成了龙芯2C中所用的2块寄存器，6种I/O PAD，14种电源地PAD后，我向微电子所领导交代了全部工作及文档总结后，请求退休，因身心太疲劳，已67岁了。回到了桂林老家，胡老师闻讯后，给我写了一封非常感人的信，要我继续为龙芯的理想而奋斗，并派了他爱人晋红、龙芯骨干杨旭、钟石强在桂林找到了我，此时此刻，我没有理由拒绝，跟他们回到了计算所，坚持在2D、2E、2F、2F2中完成了我所承担的工作。
l 感想
参加156及龙芯的工作，是我一生中最紧张，最艰苦的工作，然而也是心情最舒畅和感到最幸福的工作，因为它是如此的相似，一样的激情满怀，一样的时代使命感，一样的拼搏，一样的为国家的需要，一样的进展很快，关于这一点，除了精神因素以外，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两者组织结构合理、科学，系统设计无缝的与物理设计结合在一起，一个领导，统一指挥，没有两层皮，这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客观规律，正好像在社会主义中，要进行商品经济一样。另外，也使我联想到：如果计算所86年不彻底地解散大规模集成电路室，留下几个种子，或许龙芯不至于15年后如此艰辛的从零开始做物理设计，进展也许会更快。伟大的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经济极端困难的时刻，不是压缩部队，而是把部队开到南泥湾，生产自救，极大的推动了革命的进程。
在我这一生中的直接领导和合作者中，最佩服的是胡老师，他不仅有一颗热爱祖国、献身民族复兴的灵魂，而且能把这一理念去感染和传递给他领导的团队，有学识，有胆量，有魄力，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他承受的压力与挑战太多了，有时也会流泪。有一次，我以为他受不了了，而第二天依然乐观开朗的指挥工作，在一种很高的境界中过关了。是的，当一个人为了崇高的理想，甚至不惜冒生命的危险时，对他就只有爱惜和帮助的份了。我也很羡慕龙芯团队的年青人，一参加工作就有了这样好的项目去发挥自己的才能，如张福新，在产业化最艰苦的日子里，临危受命，为了让龙芯能真正的用起来，杀出了一条血路。高翔、张戈，年纪轻轻，已挑大梁。赵继业、杨旭、范宝峡、钟石强在物理设计中已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等等。
在这个优秀的团队中，人才迅速成长，在我们这一代人中是梦寐以求的啊！我们的童年是在抗日战争敌机的扫射中度过的，我就躲过防空洞，亲眼目睹过敌机炸死了两个在洞口抽烟的无辜同胞。国破山河碎的痛苦，四处逃难的恐惧，已深深地印在了我们年幼的心灵中。我们的少年时期，是在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景象中，沐浴着温暖的阳光中成长。记得初中毕业后，因家贫，上不起学了，想了种种办法都落空了。无望之际，找了团委书记梁汇全同志，他亲切的对我说：国家百废待兴，急需建设人才，你应该继续学习！事后不仅派人到家说服母亲，还在居委会开出了免学费及助学金的证明。当我拿到这证明时，眼泪夺眶而出。因此，在我心中最大的愿望是为祖国的强大而出力。今天，龙芯的理想，就是增强中国国力，加强信息安全，为千万老百姓能用上龙芯而努力。愿以生命的余辉与龙芯人一起，共同奋斗！
南楼、北楼今何在？
只是魂不改。
问君能有几多情？
恰似滚滚长江向东流。
[[i] 本帖最后由 MrYing 于 2009-9-5 17:09 编辑 [/i]]
LGZ20092100 2009-9-5 17:32
现在教育水平应该是不错了。可还是没有革命性的产品，我认为还是智商问题。没一个诺贝尔的得主最能说明问题。
福美来 2009-9-5 17:57
28楼，29楼说得太好了，很客观，很实在，令我很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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