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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战略的历史性转移

[size=4]中国战略的历史性转移大约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
1.三代时期的黄河中下游迁徙搏杀。
2.大一统时代的三北战略。
3.近代现代时期的两洋战略。
        当然，我这也是马后炮，学习了诸多大家的评论，由于是网上看来的，也不讲版权，对别人转载我的总结也不介意。欢迎拍砖，更欢迎传播。
      首先是三代时期的黄河中下游战略迁徙的博弈。大家知道，三代时期，国家机器简朴，特别是夏商早期几近酋邦联盟，所谓的王朝对周边的部落权威并不是很高，现在考古几乎找不到夏王朝的都邑遗址，而商王朝也是在盘亘迁都后才逐渐稳定下来，形成了中国王朝有稳定的国都的历史。这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这意味着真正的王朝历史开始形成，稳定的国都意味着稳定的政治制度和内部的秩序，以及相对稳定的物质基础和统治边界，以及辐射边界。在此之前，夏商国家还是一个流浪性的王朝，即国都是一个流浪的马帮和马戏团，跑到哪里，国家就到哪里，当然，夏商的流浪的中心范围在河南和安徽北部。
      这里就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为啥不能踏踏实实在一个地方呆下去呢？原因很复杂？现在遗存下来的神话和传说，大多集中于自然灾害和神怪的破坏。自然灾害很好理解，这说明当时人们的物质生产能力还很低下，不足于形成定居能力，这可能和当时的选址建筑的技术落后，以及农耕等都有关系，后来兴起的风水技术其实很大程度是选择适合人居的一种山水地理知识。缺乏这些知识，人们就不能在一个地方长久居住，王朝也就缺乏可持续性发展。此外，神怪的破坏很大程度上影射其他部落强人的挑战，也是迫使迁都的原因。而盘庚迁都的成功，开创了一个王朝可持续性发展的历史。此后，中国的王朝都有一个稳定的统治中心，帝国体制由此展开。
      可以说，三代前期，盘庚解决了帝都的稳定性问题。而西周崛起，则提出了一个新的政治问题，即中国的政治中心，是在河洛，还是在渭水。商纣王开始到金兵破汴梁，才被终结。
      西周灭商，采取了分封制，但在河南留下一个据点，即洛邑，事实上埋下了一个陪都体制的影子，用于遥控潼关以外。但没想到的是，这个备份居然救了了周王室一命。周灭商，开创了一个历史，即渭河的地缘政治的险要性。此后，秦国、汉刘邦、隋杨坚等，都是以此为基地席卷全国。
      我们可以大致看一下中国历史，凡是在潼关以西发迹席卷中国的，大抵是以长安为都城，而在潼关以东发迹的，则以河洛为都城。这里主要是指宋代以前。事实上宋代以前基本潼关以东很少有统一全国的政治势力，除了东汉开国刘秀以河北为基地，他的老家在河南，自然以洛阳为都城。以后一些北方的南下的割据政权大抵以河洛为都城。同样，唐末的军阀朱温也不敢在长安作乱，还是跑回河洛。乡里乡亲好帮忙。
在中国战争史里，水军始终是一个边缘性的军种，首先决定战争胜负的主场是在内陆，基本是步兵和骑兵，水军唯一的辉煌就是孙刘联盟，对抗曹操的陆军。奠定了三国割据。中国周边也没有强大的岛国，因此海军军种也不发达，主要就是内河水军和近海海军。长期如此，主要精力都放在对付北方的骑兵和内战的步兵兵种上了。
      三代时期，中国从酋邦走向战国，打得不亦乐乎，各种谋略也发展起来，最终形成了统一的趋势，各大国都玩命搞其他国家，最后不统一谁也活不好，没有安全感。客观上，所谓战国七雄的生产力和物质基础也差不多，始皇帝所要做的就是三同，车同轨、书同文、还有啥的？而与此同时，周边的部落大多还处于原始状态，基本对内地构不成威胁。但有一个部落联盟很野蛮，但獠牙很有型。那就是匈奴。正所谓相生相克。中原这里刚搞完大一统，匈奴那里也搞完。要说匈奴的智商比起后来的契丹、蒙古简直是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的差别，但这丝毫不减其凶悍和破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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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本帖最后由 liushahe001 于 2011-6-15 13:34 编辑 [/i]]

嗯，楼主的帖子应该只写了一半吧？期待后续的精彩大作。感觉文章写得还是有一点凌乱，也许整个都写好后，就好了吧。

至于匈奴和契丹、蒙古之间的差距，个人认为这还是科技水平导致的。在马镫发明前，游牧民族虽然全民皆兵，但还是可战的人员还是偏少，又极度缺乏铁器，碰到汉军也只能外围射箭攻击，等队伍凌乱后也无法造成大规模的杀伤。而在马镫发明后，游牧民族的兵员立即增多；加上那时铁器的流通已经比较多，游牧民族基本都能装备出足够的武器。这时的游牧民族才真正成为恐怖的杀手。先用骑兵大规模奔袭，寻找对方防御的漏洞。发现漏洞后，立即突破敌军阵线，造成对方部队的崩溃。在这之后，才是最恐怖的：借乱势，骑兵可以对敌方造成大规模的杀伤，很大程度的歼灭敌军有生力量。参考契丹灭北宋、蒙古灭金等战役，都是这种战法的杰出代表。

吃过饭了。再来。最近刚被版主评为五月劳模。有点亢奋了。
二。大一统时期的战略转移
    战国末期，赵武灵王引入了一个新的兵种，骑兵，这预示着中国战略由内向外的转移的需要。兵种的转变其实是和战略的转移有着一定的关系。从战略需求而言，步兵在内地作战足够了。内地的主要决战和会战也主要是步兵，不大用骑兵，骑兵主要还是用来对付草原部落的。车战其实是一种贵族战法，很讲究礼仪，也很昂贵。有点像坦克。早期谈论一个国家的战争实力都是讲一个国家有多少战车，即所谓千乘之国还是万乘之国。这是军备，也是国力象征，谁造得起那么多只能用来打仗不能用来拉粮食的车？
    战国后期，秦国一下跃居首位，除了和其变法有关，也和骑兵制度引入有关。秦国是当时唯一内地掌握优良马种并形成规模的国家。事实上，秦国的祖先就是替周王室在少数民族交界地带养马的部落，是个半开化的部族。当然，早期限于思想观念，并不懂得骑兵效用。然而一旦骑兵形成兵种后，秦国人的马场优势就一下子成为战略优势了。骑兵的优势在于机动性和冲击力。而秦国的步兵也非常强大，这样步骑结合，秦国无敌天下了。即使匈奴也没听说敢在秦国军队面前有什么猖獗的行动。
    我们看看秦国爆发出的战略冲动。首先它为了统一六国，先干掉了一个和传统六国，即周势力范围无关的国家，巴蜀。这是一个战略的选择，取巴蜀，是为了伐楚而做准备的。有的事情就是这样，为了打张三，把与此无关的杜三胖子也扯进来。杜三胖其实基本和此事无关。连打酱油都算不上。巴蜀在春秋战国时期都没有在中间划拉过啥，不像楚国，其实原本是蛮夷，和周没有啥关系，有人说舜的两个妃子是在洞庭湖那里有点故事，牵强附会的。楚国后来要参与争霸，硬是把自己包装成中原文化，实际上中原诸侯鄙视得很。周一开始的分封对楚国都是采取战略防御的态势，并不它放在自己的政治文化圈里。但他既然问鼎了，也就入围了。另一对难兄难弟是吴越这两个国家，也是南方和商周文化没有相同之处的文明，当然也参与了争霸游戏了，好了，进来就出不去了。先是被楚国兼并，后来就等着七国火并吧。中国的统一其实就是一个大游戏，你来了就出不去了。你不来倒还好。像日本，长期自外于中国，就保持了独立。越南自宋脱离中国后，就再也不参与中国的屁事。有几个地方就是打酱油的，例如西藏，本来是可以自外于中国的，但是，中国为了统一，必须把西藏拿下来，否则没法搞，即中国要统一蒙古高原，就必须拿下西藏。西藏很郁闷，这和我有啥关系呢。这个后面再说。现在的事情是，秦国想灭六国，其中要灭楚国，就必须先把胳肢窝底下的巴蜀拿下，否则这个地方给楚国拿下，秦国就很难受。于是巴蜀这个自闭性很强的地区受了无妄之灾了。当然，如果秦国和楚国的力量均衡，巴蜀问题也不大，抑或巴蜀力量超强，则，可能是巴蜀起兵或顺流而下灭楚，或北上灭秦。总之，战略中讲究一个垫脚石，巴蜀就是垫脚石。
    秦国有了巴蜀，扫灭了六国之后。我在其他地方说过，其战略冲动是现在人难以想象的，秦军南下横扫百越，究竟意欲何为？从传统意义上将，福建、两广这些地区都是楚国以南的地域，也不在楚国控制范围，基本都是些部落和酋邦，也没有什么挑衅中原的意图，似乎也没有支持楚国余孽对抗秦军的事情。秦军为啥还要不遗余力开拓，难道就是为了要见到大海么？要知道，但是那些地方，基础设施很差，没有后勤，还不像六国地区，虽然是占领区，但毕竟还有完善的国家机器，秦国人可以委派官吏加以利用，而福建两广地区，则没有官吏没有城市，没有档案，老百姓完全是未开化的百越。所谓这些百越大多一开始即使占领后，国家也无法从他们那里获取劳役租税。这也是为什么秦始皇要从中原征调移民，去两广，主要就是提供可以统治的老百姓啊。那么搞这么大的代价，始皇帝为啥呢？不懂啊。
我们只能从后知后觉的战略上说，开拓两广和福建对于形成内地完整的战略版图是有益的。但实际上，始皇帝估计根本不会想到后代会被游牧民族赶到江南，由此凸显出两广和福建的价值意义。这只能说是本能了。因为始皇帝当时动用了百万军队南北开弓，北面的是蒙恬的军队，进驻河套地区，这个很好理解，对付匈奴，还修了直道。匈奴的威胁是可以理解的，你不去它肯定来。南方的百越就有点难以理解。
    现在所能理解的就是，当时和百越的冲突不是和匈奴那样，匈奴基本上是整合好了，因此比较受到国家级别的重视。而百越可能是蚕食性质的。且和百越的边界也是漫长的，即从浙江南部到湖南南部。差不多和北方与匈奴的边界一样。一个国家大概不能接受南北两条战线。事实证明，由于百越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体制，被中原王朝一下子冲散了，此后再难翻身。中原地区形成了殖民据点，即汉人城市和殖民村寨形成网络状向南方密布，把百越挤压到山沟里去，这种挤压一直持续到清代改土归流的战斗，彻底打掉土司世袭制度。当然由于这种渗透的不彻底性，历史上，中国曾经百越地区曾经形成过两个割据政权，一个是云南的南诏政权，一个是越南。这两个地区割据最终都在宋代取得了合法性。当然，后来由于统一的需要，云南成了灭南宋的垫脚石，这样就又回到中国的版图，但越南由于缺乏这个必要性，就被放弃了。如果说越南成为灭南宋的要件之一，蒙元无论代价多大，也是要把越南重新纳入进来的。
    现在看来，为了灭两广，又出现一个垫脚石，那就是贵州，也就是夜郎国，秦军五路南下，其中就有从贵州走的，不搞不行。贵州就这样也被纳入了。两广收入，基本上帝国南面就没有可以形成军事威胁的力量了，事实上也是如此，占据两广后，南方能对中国形成军事挑衅的，也就是中国分裂出去的，继承了中华文化了越南。但也只是疥癣而已了。以后主要的问题都在北方。

[[i] 本帖最后由 liushahe001 于 2011-6-15 13:31 编辑 [/i]]

继续，我的全是键盘上即兴发挥啊。所以有点乱。写着写着会跑题。

二。大一统时期的战略转移
两汉时期的三北策略
        始皇帝昙花一现，透支了国力，导致秦帝国崩溃。但他预定了中国的核心版图，即我们熟知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秦帝国版图，长城以南，东临大海，西到青藏高原边缘，南到北部湾。经过一场内战，东部的楚国余孽打着消灭暴秦的旗号，消灭了秦朝。无论从实力上还是道义上，西汉开国之初的政治家都无法维持秦国的体制，也要和秦国华强界限。于是出现了一种奇怪的也是过渡的体制，即郡县制和分封制并存的局面，而且帝国疆界也大大缩水，大体和七国的疆界相吻合。南面容忍了秦国余孽南越赵氏政权的存在。北面则长期采取了和亲匈奴的政策。和亲是一种政治上的屈辱。是被迫的。因此也注定是一种苟合的关系，由于这种屈辱的和亲，最终还是建立在一种新的关系上。
       汉政权虽然打着诛灭暴秦的旗号起家，其实很多方面和暴秦一点也不差。尤其是法家方面。在吏治方面完全是法家的严刑峻法。儒家只是后来逐渐渗透进来的。政治上，七国治乱解决了郡县制和分封制的平衡问题，中国从此走上了郡县制度。这有利于征调资源与北方进行对抗。另一方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南越政权，这个也不难解决，体制和意识形态基本接近，兼并掉就全力对付北方了。
       可以说从此中原基本上没有什么南方的问题，主要就是充实南方的居民。但早期，对于长安的统治者来说，只要南方不出现一个类似草原的统一的敌对政权就可以了。其他的慢慢说吧，至于南方辽阔大陆之外的海洋上有什么根本就不是长安宫廷要考虑的事情，甚至到了清代也是如此。
       汉代三北的战略其实延续了战国时期的一部分遗产，即东北地区对辽宁地区的控制。燕国，南下无力，为了拓展自己的战略后方，就向辽东半岛扩张，后来又延伸到朝鲜半岛北部，这是中国对朝鲜半岛主权的历史由来最早的依据。后来汉朝在这里似乎设立了乐浪郡。过去是燕国的战略后方，现在中原王朝继承下来，形成了对北方游牧民族的一个翼展的攻势。当然正面的战略攻势主要是对河套的争夺，夺取了河套地区意味着中原王朝对北方游牧民族战略的优势和胜利。因此能不能夺取河套并在此屯垦设郡县是衡量内地和北方游牧民族势力的一个天平。
         汉武帝在发起攻势之前，觉得当时的东北并没有什么可靠的盟友，这时候的东北游牧部族都还在打瞌睡呢。打渔摸虾吧。相反，西北地区有两个值得长安重视的，一是战略盟友，二是商道。东北地区背后是极地和大海，这就是为啥早期中原内地并不重视开发东北的原因，极地那头是爱斯基摩人，大海那边是印第安人。都不是这个时代现实的需要。相反，西域的战略价值则凸显出来，这也是为啥当时开发大西部成为当时中下层文官投笔从戎觅封侯的原因，风险大回报高啊。虽然战略盟友没有找到，但西汉政权经过地理发现，决心将这一战略要地掌握在自己控制下，建立起都护府。形成对匈奴的钳形攻势。这就是新疆成为垫脚石的原因。因为打匈奴的需要，所以你必须掌握在我手里。为了打败流氓政权兼恐怖主义匪帮匈奴集团，西域三十六国毅然加入正义的西汉反恐阵线，接受西域都护府的安保。张骞这位大哥，无视他国主权，居然在杀掉恐怖集团的特使，迫使该国领导人改邪归正。堪称古代外交史上的传奇。总之，西汉在外交上有很多制度创新是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的。特别是开西域的精神，的确让我们看到，中国人的确是有需求就有供给。最终的成果还是把河套拿下，导致匈奴南北分裂。南匈奴采取和亲的方式，此时的和亲带有保护国的方式。那和早期的和亲是不一样的。【是不是这样，有点记不清楚了。】
       不能不说西汉对匈奴的打击很残酷的，以至于中间西汉内乱，匈奴都没有缓过来。而东汉事实上后来的军事强力不如西汉彪悍，但依然保持了对匈奴强大的战略优势。当然此时东汉的政治重心已经转移到了洛阳。在北宋，中国的政治中心开始了一千多年的在长安和洛阳之间的钟摆迁移。
         所谓物极必反，汉人强势凌暴周边少数民族，当然也造成了一个后果，既然大家都被你打趴下了，也就是你的臣民了，于是你就有责任安置他们。于是在边境地区出现了大量了少数民族聚居区。这既是大汉王朝威武的标志，也埋下了急速扩张的隐患。即这些来源十分复杂的族群大多是被征服的少数族群，他们主要是屈服与大汉王朝的武力，同时大汉王朝还允诺了安全和一定物质保障，比如给予一定的区域作为放牧区或者耕种区。当时汉代人口也只有6千多万，和现在的一个省人口差不多，很多地区还是原生态呢。据说江南地区到明代还有犀牛。因此在北方靠边境的地方画一片地区给俘虏或者投靠部族作为放牧区完全没有问题。但前提是朝廷有强大的武装和高效率的行政机器，同时还得有比较好的财政收入。因为这些部族在文化上并没有融入内地。
          好了。大汉帝国完蛋了。出现了三国。不过好在三国的统治者都很彪悍。北方的曹魏大体还是维持了东汉的疆界，对待少数民族采取高压政策，什么乌桓之类的，灭之。事实上，三国里很多人物其实也是有少数民族血统的，如马腾、马超父子，后来蜀国灭掉后，马家后人据说一路向西逃窜。因为他们有西羌血统，有人脉，有人庇护。苏联解体之后，有人说马超后人居然一路逃到高加索去了，和斯大林是老乡了。总之中亚的血缘是流动。曹操的强势在于还能让蔡文姬回来。此外蜀汉政权最弱小，但对少数民族一点也不弱。诸葛亮南征里现在被描绘民族大团结的旅行团，其实这中间死多少人才换来鲜血凝成的友谊？诸葛亮为啥要南征，自然是云贵对于蜀汉而言是战略后方，有点类似于汉武帝的要对付北方匈奴，就一定先灭掉南越。尽管南越对于汉武帝而言，可能还提供不了多少税赋。
          孙吴也不弱，这个政权我比较欣赏，它是一个水师国家，是中国古代唯一个以水师为主力的国家。它的辉煌战力都建立在水师上。破曹氏水师，破刘备也是水师。面对曹魏的军事压力，孙吴始终动用其水师战船机动，很多材料都显示孙权出现在战船上来回跑，面对曹操的骑兵。然后曹操叹息说生子当如孙仲谋。这在当时也是表扬的一种方式。要知道水师在那个年代无论如何也不是骑兵和步兵的对手，能把水师运用到这个地步的也就是孙吴了。当然最后孙吴灭掉也是败在水师的优势丧失。晋国灭蜀国后，在上游造水师，消减吴国的水师优势。吴国的优势就没有了。吴国对待少数民族干了些 啥呢？我从另一个资料得知的，那是从民族团结和阶级斗争历史角度来批判封建统治者残酷压迫少数民族的，说孙权当时将福建的或者是江西的山越大概有十几万人吧，攻灭，也就是打破寨子，然后统一发配到江淮地区，也就是现在江苏、安徽长江、淮河之间孙吴控制的地方。对于这种资料，俺们嗤之以鼻。如果不是早期的这种安排，估计现在中国南方不知道有多少民族自治区或者干脆就是小国家了。这些历史学家都是吃屎的。历史可以现在的价值观来评价么？同样也是这帮历史学家，又用崇敬的语气写到，孙权派舰队航行到台湾。这一笔写的莫名其妙。说明啥呢？老孙去台湾肯定不是搞民族团结去了。不就是想说台湾是中国的么？对于这些御用史学家，大家要甄别对待。
           三国时期居然没有爆发民族问题，但是该还的总是要还的。

喝过水了。渴死了。
二。大一统时期的战略转移
暗黑时代的来临
         先讨论一个问题，什么是华夏，什么是蛮夷？很多网民说中国人就是华夏吧。也有人说，少数民族应该还不是吧。这就是牵涉到华夏和蛮夷语义学起源问题。说白了，华夏和蛮夷并不是一个族群的区隔，而是一个文化价值和道德价值判断。因此它是一个变动的。有时候它的确和族群结合在一起，但是如果你把它真和族群胶着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犯错误了。举个例子说，你的同学移民去了美国，但他还唱我的中国心，ok，他是华夏。三代之后，他孙子可能长得比你还中国，但却是一个香蕉人，他其实已经是美国化了。用中国话讲，夷狄了。
             在5000年前，东亚大陆上没有国家，只有各种部落，一定意义上讲，大家也有自由迁徙权力，但能不能在这个地方扎下根，看你的自然知识和拳头综合力量了。因此大家都是平等的。华夏也没有地域概念。现在最标准的华夏的核心地域概念就是河南地区，但代表华夏问题的两个核心部族恰恰都不是河南的土著，炎黄两个部族，炎帝部族发源渭水上游，据说是河湟地区羌人那里下来的。而黄帝部落则是东北部族，因此满清和三皇五帝拉亲戚也不是没有道理。黄帝部族大约是从辽宁那里下来辗转从河北山西等地一路逶迤南下。
             中原土著是谁呢，恰恰是南蛮子三苗，也就是现在湖广贵州三苗、瑶族等。百越是不是有点搞不清。三苗的杰出代表就是蚩尤。事实上，这里面三苗和这些南下的部族不断有冲突，总的来说，三苗败退了。三苗的领袖大多成为神话中的恶魔。而炎黄则成为正面人物。最早的客家人应该是炎黄两大部族。
           炎黄的胜利形成了话语霸权，即以后在中原（河南，或者中国）这个地方混事的，就必须继承胜利者的衣钵。把自己的胜利说成是继承了炎黄的衣钵。而不是替三苗讨回公道。因此后来兴起的所谓圣人，尧舜禹都继承了攻击三苗的伟大事业。在他们的事业中，都有关于如何打击三苗的业绩。这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文化认同的过程。即要在中原这个地方生存，必须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如何体现，当然，孝道是一个。但事实上三苗也讲孝道。共同的敌人就是最好的凝聚力。把敌人妖魔化来提升自己团体的价值等级这是一种办法。敌人的不道德反衬自己的政治正确。这种手法现在依然在使用。关于三代时期的统治者的来源，商代是山东半岛的部族，东夷人，显然也不是原来的炎黄部族，也不是中原土著，但它认同了这个话语规则，就是这个事业的继承者。周就更不用说了，周文王和武王父子俩很能折腾。
            有趣的是，在春秋时代，齐国的管仲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就是顺着内华夏而外夷狄的思路。按照这个标准。夷狄的楚国、吴越都华夏了。
           夷狄在夷狄的地方，它是感受不到华夏和夷狄的这种歧视和蔑视的。我就是我啊。但到了中原，他就会感受到这种歧视和蔑视。夷狄华夏的三个典范，就是朝鲜和日本还有越南，他们形成了不同版本的封建化的王朝。对于越南我们知之甚少。这个后面还要谈到。第三部分里，越南是一个重要的国家。
          可想而知，在中原王朝被称为夷狄是多么大的一件耻辱和歧视。

          晋国为啥没有能够延续大汉王朝的强势呢？这是一个疑问。试想，曹魏以半壁江山尚且能够威慑群小，而晋朝大一统后反而迅速崩溃，打开了潘多拉盒子，从此五胡乱中华。可以说中国进入了暗黑时代。我个人以为，南北朝时期恰恰是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那个时代人物漫天繁星。人才不缺啊。但为啥就搞不定呢？
            我个人最近想出一个原因，那就是建立在士族体制上的门阀制度和大一统的国家体制之间的矛盾冲突。从本质上说，门阀制度是一种弱君主制政治体制，它是一种贵族政治，贵族垄断政治，形成一种虚君共治，即贵族大佬们之间形成一种协商体制，瓜分权力。而中国又是一个大一统的帝国，这个帝国需要一个高度集权的体制，需要强势的权力核心和强权人物。中国从来不缺权臣，但权臣和皇帝之间很难形成稳定的权力平衡。彼此之间都是零和博弈，而在士族门阀体制下，权臣一旦成为皇帝，他的子孙同样也面临失去权力的危险。这就是南朝不断更迭的原因。在日本，由于天皇家族的神性问题，可以形成一个权臣和皇帝的平衡点。但中国文化里找不到这个平衡点。彼可取代之，项羽说；刘邦说，大丈夫当如是。陈胜吴广就更有名了。
         总之，西晋的内乱大家都过于关注领导人家庭内部个性化的问题，而忽略了体制的问题。此外，我们也要考虑到，宫廷内乱其实历朝历代都有，为啥西晋会以这种不可收拾的方式爆发呢？以至于让少数民族解套。从此北方陷入五胡乱中华的境地。南方则是衣冠南渡。这件事现在看来是坏事变好事。两个好事，一是五胡乱完之后，全成为北方汉族的一部分了，有的甚至有以后南下的汉人移民。二是衣冠南渡解开了历史上的南方大开发的序幕。
         从历史上来说，尽管大家一直在说中国文明其实有两条，一是黄河，一是长江。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发动机这部分还是在河南这部分。现在的河南人不要骄傲，因为很难说你是不是创造华夏文化的河南人的后裔啊。因为至少第一波南迁的是在西晋末年。现在的河南人血统上早被五胡乱过了。那是核心地带。想保障是不可能的。当然中国是不讲血统，讲文化的。而事实上，文化也乱了。当时北魏的使节出使到建康现在的南京，回来说，衣冠文化都在那里啊。这个北魏朝野都是共识，皇帝也认同的。因为在五胡乱中华的时候，北方游牧民族把他们的饮食文化和服饰都带到中原，中原早就胡风腥膻了。服饰上特别要说的，所谓唐装里，有很多元素是游牧民族的。总的来说，游牧民族给汉人服饰带来的变化就是简洁化，紧身化。这符合游牧民族草原骑马的习惯。
              跑题了。南方政权在这种形式下基本上是没有作为的。最厉害的就是刘裕了，他的军队几乎可以在北方随便行走，但他的根基在南方，为抓住篡位的最佳时机，而放弃了统一北方的时机。这就是体制的局限性。当时无论南方还是北方的统治集团，首先要解决的是内部统治集团的领导权的统一问题。而不是国家统一问题。即使国家统一了，最后还会像西晋一样分裂。最具起伏的就是大秦的苻坚，可以说一个英明的领导者的战略决策失误，会因为战场上的一个战术失误导致毁灭性的灾难。一个华丽的帝国就这样坍塌了。他实际上就是领导权还没有整合好。所以，刘裕不去统一北方也是对的，他跑回家搞篡位也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他的后继者不行是另外一回事了。
            如果说南方的政权浪费了若干次统一北方的机遇，那么北方政权则逐渐摆脱了早期的混沌状态。北方的政权和南方还略有不同，他还有一个民族问题要解决。应该说，北方其实比南方更不具备统一中国的条件。民族矛盾大啊。华夏和夷狄，夷狄之间的矛盾。南方只有一个问题，即内部权力分配摆平了就是光复华夏。
              一开始呢，北方的十六国时期的统治者确实有点不上路，夷狄当道，确实也把自己当夷狄，翻身做主人了。朝堂上搞得乌烟瘴气，说实话就是文化倒退啊。同时大搞民族报复，对华夏族群反攻倒算。这种解决必然是统治血雨腥风，彼此不信任。总有风吹草动时刻，于是只要你一打瞌睡，好么，揭竿而起，统治民族往往被灭族。这也是五胡乱中华时，很多民族消失的原因之一。华夏好歹人多，没法灭。就这样搞来搞去，一些少数民族发现这样不可持续，还是要学习三个代表。重新请回代表先进文化的士族人士，自己也努力学习。这个问题在北魏孝文帝达到顶峰，都别扯了，全盘汉化，老子带头改汉姓。尽管大家还是清楚你家三代之前还在草原上吃羊肉串呢，到这时候毕竟好多了。孝文帝的改革解决了北方的民族认同，那就是到了中原，咱都按照华夏标准来，原来的都作废了。也不要搞什么报复华夏，彼此设防等等。这一下子解决了政治稳定的问题。同时由于游牧民族世家集团的渗透，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北方的门阀士族的力量，在帝国行政整合效率上，北方帝国明显高于南方。于是北方统一南方的优势就越来越明显了。
          回看南北朝时期，似乎没有太突出的和北方的冲突，其实也不能这么看。因为当时主要的冲突都在南北朝之间，而且南北朝内部内乱也很厉害。而北朝内乱爆发时，几乎就是不设防的。许多北朝的统治者都是从北方南下的。这就很矛盾。举例来说，北魏就是一个南下入主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它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先是在太原一带盘踞，后来才迁都洛阳。它本身就是游牧民族，汉化后有提防其他游牧民族南下。这种矛盾心态的转换只有它自己才能体会。

二。大一统时期的战略转移
隋唐盛世
         内战时期，大家都把屁股朝外，别人怎么打都没关系，只要不给家里的白眼狼打就行。隋唐一统后那屁股就不能乱摸了。隋的短暂和秦一样，让人扼腕和诧异。同样隋炀帝干三件大事，一是东都洛阳的营造，二是南北运河的开通，三征讨高丽。总的来看，隋炀帝的举措是在把整个国家的战略重心从长安向河洛地区转移。在这个过程中，他安排的步骤有问题，激化了矛盾，最后失败了。但看后来发展趋势，隋炀帝的战略眼光是正确的。的确后来的国家的战略重心是向东移。
          这里就要问一个问题，隋炀帝为啥和高丽过不去？应该说，在内战期间，中原王朝失去了对辽东的控制权，而辽东是打击北方游牧民族的一个战略要地。对高丽的问题可以采取和平外交，也可以采取各种手段。当然，隋炀帝可能觉得军事占领更可行。然而却失败了。这个问题可以值得再讨论。事实证明，朝鲜半岛并不是解决北方问题的必须要件。但隋炀帝却有他自己的考虑。当时可能辽东是隋和高丽的必争之地，这也许是激化成高丽和隋的后脚跟的重要问题。大家都下不来台。最后隋炀帝为此丧失国家，而高丽也因为灭国，大唐剿灭高丽后，事实上在北方威胁解除后，也就退出朝鲜半岛。设想，一开始高丽就献出辽东，或者以附属国的姿态出现，或许能苟活下来。当然高丽死战的历史也给中原王朝一个深刻的记忆，毕竟强大的隋帝国就是踩在这根刺上灭掉的。以后中原王朝基本上采取了你摆个姿态我就不碰你的政策。朝鲜人应该给高句丽竖庙。没有高句丽的坚决抵抗。现在只有高丽省了。
            隋灭掉后，大唐就闪亮登场了。大唐一开始有点窝囊，也定了城下盟。但没有用西汉那么长时间的卧薪尝胆。李世民很快就把自己失去的又找补回来。李世民的手段还是开西域。据说是他儿子时代才攻灭高句丽。无所谓。突厥就在盛唐的照耀下，突然撅屁股跑了。对此我比较欣赏。打不过就跑，不要像匈奴似的，耗到人丁稀少的时候再西迁就晚了。
           不过按倒葫芦又起瓢，吐蕃又来了。这个地方中国人大概也从来没听说过，只觉的再往上走气喘不过来。居然横空出世。按说吐蕃也是西羌的一种，这和炎帝部族有关系，所以说藏族和汉人是一家人是没错的。果然来认亲戚了。不过这个认法很暴力。吐蕃和大唐争夺河湟很惨烈。应该说，汉人这时候还是搞了点文化攻势和外交攻势了平衡战略。而吐蕃再进一步进攻也受到大唐的强大的军事和经济的阻遏，大家就均衡了。的确吐蕃的兴起让内地很诧异。这是打哪里冒出来的土拨鼠？这么生猛。如果北方和西南同时出现这么生猛的骑兵，中原帝国铁定完蛋。好在吐蕃的辉煌出现在盛唐时期，而且大唐先手解决掉突厥，后来的回纥还很嫩。因此大唐只需要对付这个寒冰骑士就可以了。
              在大唐的文化攻势下，吐蕃基本和大唐搞起了和谐文化建设。于是大唐就开始生猛的西进，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历史版图最西画到咸海，离里海可能也就3-400公里了。这时候迎头和伊斯兰军队撞上。打个败仗从此中亚伊斯兰化了。之所以中亚伊斯兰化，和安史之乱有关系。安史之乱，揭开了华夏军事政治势力从中亚萎缩的历史，直到民国才止住这个势头。而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亚开始伊斯兰化，并进入新疆，河西走廊，蔓延到陕西，清末的陕西回民大暴动就建立在这个伊斯兰化的基础上。
             中亚和中国西北伊斯兰化说明一个问题，即中原的军事政治力量如果不对其实施有效的控制，很难抵制这个区域的伊斯兰化浪潮。而伊斯兰的高潮时期，恰恰是在唐朝和宋朝这五百年时间。如果中原王朝能够有效的对这个地方进行控制，即使有伊斯兰化，也会局限于部分人群，而不是整体化的。那么中原王朝出了什么问题呢。
           现在大家一致痛恨的安史之乱，事实上，唐朝的军政体制赋予了地方极大的军事和自主权，这种做法有助于让地方保持相当的自主性以应对突发事件。这对于辽阔帝国而言其实非常重要。边疆大员如果没有足够的权力，就无法完成特定任务。制度初设的时候，这个体制的自由度保障了人的活力，因此开疆拓土大家很兴奋。但时间长久后，其制度的弊端和漏洞就显现出来。比如专权的危险性，制度制衡和监督缺失。等等。安史之乱其实并在于这场内乱给大唐造成的直接损失，而是暴露出来的弊端没有得到有效的根治，反而酿成了连绵不绝的藩镇割据，最终导致大唐帝国灭亡，而在五代十国，藩镇治乱更加肆虐。形成了物极必反，出现了北宋这种极端压制军队的政权。

二。大一统时期的战略转移
两宋的忍者神龟历史
         大唐其实也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强大，他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西北的扩张上面去了。大家可以看到，对西域的扩张，在唐代达到了极限。而东北部则出现了一个渤海国，这个大唐容忍了。后来南方出现了南诏，搞不掉后也忍了。南诏和吐蕃勾结起来。逐渐做大。不过渐渐这个南诏就显现了它的极限，基本就盘踞在云南和缅甸北部，是个地方民族割据政权，并没有进犯四川的意思。渤海同样也是如此。据说这个鸟国和新罗还一起到日本去朝贡。说实在，那时候，小国朝贡不丢人，还有实惠。日本那时候也想摆点架子。但财政吃不消。后来劝说新罗和渤海不要来，招待不起啊。朝贡都是补贴财政的。不是大国玩不起这个政治游戏。因此大唐并不介意日本搞，大家一起拼，和平竞赛啊，搞两年，你丫就破产了，不用我去讨伐你。至于这些朝三暮四的小国，天朝既往不咎。去日本，那不是帮天朝么，把日本吃穷了，东边也太平了。吃垮了日本还得回来上天朝讨饭。
         对于蒙古高原，大唐基本采取了羁縻的办法，也就是不允许出现独霸的草原部族，前提就是在河套有驻军和屯垦。安史之乱后期，吐蕃一度趁火打劫。控制西域，甚至也到长安来逛逛。但由于吐蕃的政治中心远离中原，一下青藏高原，吐蕃的影响力就锐减。和蒙古高原的游牧部族差别很大。我们很难想象青藏高原形成波浪性的游牧部族冲击内地。如果是这样，东亚文明基本就完蛋了。
          五代十国很乱，但时间不算长，而且异族混乱的情况不如南北朝的时期波澜壮阔。可能这方面大家都有经验了。总之北方政权一搞定，南方割据的政权末日就到了。以前是统一的南朝还有一搏的机会，现在割据成若干，只有南唐力量最大，南唐被灭，其他都是浮云了。不过宋的开创者一开始就谨慎过度。他见惯了武人跋扈的历史，自己也是靠这个起家的。因此他是真正考虑从制度上解决问题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宋太祖是要终结从汉代形成的士族门阀体制和武人干政两个恶性肿瘤。
        从前面我已经谈到过士族门阀体制的恶性问题。而武人干政则在一定意义上是针对门阀体制形成的另一个政治肿瘤。因为士族门阀体制形成了人才升迁管道的一种垄断或者说玻璃板，对于没有背景的寒族来说，可能永远也无法升迁到高位。而军功对于寒族来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遇，这使得寒族多集中在军队。而皇帝和门阀斗争中，有时又会动用军队，军队毫不犹豫会跳出来与门阀对立。或者参与政治清洗，从而获得升迁的机会。最早的军阀干政就是董卓。随后曹魏集团、孙吴集团、蜀汉集团都是实质都是军阀集团组建的军人小朝廷。司马氏也是掌后篡位的。南朝政权特别能显示军阀和门阀的斗争激烈，而皇帝在中间备受煎熬。不成功的军阀有桓氏家族，成功的则有刘裕、萧齐，以及陈霸先。北方军阀和门阀斗争同样也十分激烈。只不过里面夹杂族群的因素。隋唐开科举，但并没彻底根治门阀和军阀问题。何在？文化制度和人才选拔制度都有问题。
         经过唐后期军阀混战，门阀没落。宋太祖审时度势，加大科举力度。推重文官制度和科举的联系。从此门阀制度彻底走向没落。另一方面，用来克制门阀的军队也不再需要，相反，需要加大对军队的监控。监督军队依靠的是通过科举选拔上来的文官，而不是门阀。宋代，门阀已经是倒掉的土墙上再踹一脚，而对军阀则是脱缰野马新上笼头，需要牢牢监控。这造成了宋代军队战力下降的重要原因。而且大宋的军队强干弱支，加强中央军，削弱地方军，当然也包括边军。然而中央军即守卫都城的军队经历百年不战，早就成了花架子，而地方军和边军受到种种限制，防止其战力超过中央军，这是从藩镇作乱的经验出发。经结果内战是不会有了。但外战也不行了。北宋开国对外战争就很窝囊。
          五代十国给北宋留下两个负面政治遗产，一是幽云十六州被割让，这个被动太大。一是北汉割据政权。当然这两者形制不一样。北汉毕竟是独立政权，契丹不能直接接管。因此北宋攻灭北汉的时候，契丹也只能干着急。但幽云十六州问题就不一样了。这是有条约的。大家第一次感受到条约还真管用，这是是在北宋时代，而且让汉人觉得像吃屎一样难受。的确汉人要把幽云十六州搞回来，就违约了。这就和中国现在问俄罗斯要归还东北的一百多万领土一样。不过，这一百多万对于中国来说还不算核心利益。没有它中国也能活。但没有幽云十六州，北宋政权就不能活。
          从战略安全角度，仅从防御上来说，成本极高，且极其被动。二，从建国初的政治合法性来说，宋太祖这些人都是经历过割让耻辱的热血愤青。都是把收回幽云十六州作为政治理想的愤愤。因此统一华夏里，他可以把南诏画出去，但不可以把幽云十六州画出去。但实际上，没有幽云十六州真会死么？当然不是。
           这要看北宋的战略究竟是什么。其实我们看到的北宋的战略似乎一直是防御性的战略。但我们知道，所谓的进攻性战略都是从防御开始的。如果你的战略态势一开始处于不利地位。也就是说，如果北宋要展开战略进攻，那么它第一步要的事情就是先拿下幽云十六州。可惜它永远都没有完成，因此也永远处于战略防御的态势。
          北宋攻打幽云十六州失败当然不是实力不行，而是体制不行，军政体制不协调，军事体制不协调，导致共有强大的国家综合实力，却不能转化为有效的军事打击力。甚至在西北还酝酿出一个西夏政权。陷入长期的消耗战。
         不过这都不是最大的灾难。事实上，最后北宋都用外交方式解决了问题。即财政补贴的方式换取和平。西夏和契丹接受了北宋的财政补贴。而这两个国家很很大程度汉化，即接受了华夏的价值观和交往模式。实现和平共处。
          然而这个平衡维持百年就被打破了，灾难其余东北。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此前扰动内地王朝的民族大多是蒙古高原上的民族，而东北地区大多是渔猎民族，两者之间还是有点文化差别的。
          平衡打破首先是契丹的衰落。契丹兴起于唐末。控制了蒙古高原，又掌控了渤海（即辽东），于是高丽就在契丹和宋之间玩平衡术。女真人本来是契丹治下的土著，他们的反抗揭开了契丹纸老虎的面具。女真也搞合纵联合。接下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女真人用幽云十六州来诱惑北宋。而北宋，应该说是三个代表国家，不会被一个如此落后野蛮的酋邦国家所利用。但利令智昏是不错的。这个幽云十六州对北宋的象征意义太重要了。北宋自诩礼义之邦，却背信弃义，和一个蛮邦结盟，向原来结盟半个世纪以上的友邦开火。可以说这仗打的不光明正大。好了，很多人都说政治不干净。那你就洗干净自己的眼睛啊。看清楚自己的新盟友是个啥玩意，看清楚自己是啥玩意。结果证明自己比契丹还纸老虎，不仅如此还把仅有的实力都在此战中都干掉了。相反，女真人摸清了契丹和北宋的家底，灭掉契丹，翻脸就打到汴梁。这样的盟友可靠么？不能怪女真人。女真人是很朴实的游牧民族，他们懂得有便宜不占是王八蛋。相反，如果北宋袖手旁观，也许女真还不一定贸然南下，至少也不敢如此深入。
         可笑的是宋朝的统治者同样的错误犯两次，南宋居然面对元灭金采取了相同的策略。如果说前面是利令智昏，后面则是仇恨冲昏了头脑。可见科举考试里，所谓的大义，过于虚伪，同样为俗情搅扰。纵观此后形成的政治文化，科举选拔形成的政治文化，比较僵化，缺乏灵活性。同时也很虚伪，关键时刻又不能坚持原则性。这就是科举考试整齐划一给人们心理造成的一个弊端。

楼主好文采,知识渊博有见地,在文史诗下了一番功夫的,佩服,期待继续精彩的文笔!

二。大一统时期的战略转移
两宋的忍者神龟历史2
         说到两宋的历史，其实文化很灿烂，科技发明也很多。就是军事上很搓火。这里还是体制设计有问题。这个体制的实际主要是防止军事割据，反之武人干政，防止地方军战力超过中央军。总之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北宋基本上没有大的内战。你可以发现，即使北宋溃败，宋高宗一度四处张煌逃跑，他身边一度也出现过几个跋扈的将军，但都立即被扼杀在萌芽状态里。有个故事，宋高宗早年在杭州的时候，那是金兵似乎还随时会攻击过来，整日里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当然所有人都很紧张。包括他的随扈。自然这些人大家也都很依靠，平时可能就把这些丘八骄纵了，于是又几个将军就有点不拿高宗当盘菜。弄得高宗内外交困。外面防着金兵送他去见老爸和哥哥，里面防着这些将军搞事。也够奇怪的，这个逃难皇帝其实神经很粗的，居然活到八十多岁，够高寿的啦。当然那些日子里估计大小便都有点控制不住。好在韩世忠及时赶到，这个糙哥，双手攥住一员悍将的双臂，生生将其手臂捏碎。将潜在的兵变镇压了。韩世忠和岳飞不一样，他有护驾的功劳，而且知道进退。该放兵权就放，皇帝怎么会为难你？岳飞就不一样，攥着兵权指责皇帝闹意见。皇帝心里发毛啊。你小子和反对派搞在一起怎么办啊。总得来说，北宋的军方被当朝收拾的服帖啊。可惜战力发挥不出来。
             可以说，汉人的政治体制走进了一个死胡同，通过科举制度，他们建立起一个有效的平民文官选拔机制。但这个机制是抑制武将系统的。这个机制的文化价值观、道德观就是崇文抑武。和现在时髦的反战不一样，他们是蔑视武力。他们看到武人系统的发展会侵蚀国家财政，形成军阀体系，颠覆政权。因此从根基上就抹黑武人体系。因此在科举主导政治体制中，崇文抑武是一个必然的取向，大家想一想，从宋代开始是不是这样的呢？:teeth
           这里有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那就是都是女真人，为什么金只能止步江淮，而满清却能长驱直入。前者和南宋对峙居然还没有耗过南宋，而南明政权只晃荡几天就瓦解掉了。现在大家都说南明政权如何腐朽，这个的确是的。难道南宋就不腐朽么？我个人以为满清一统江山有金不具备的几个条件。首先，满清入关前已经建立了政权，见习生做了好几年。从政权上讲传了三代，但实际上是两代，即努尔哈赤一代，第二代是皇太极，第三代是顺治，但执政王是第二代多尔衮。他们在关外已经建立比较成熟的政治体制，即八旗，通过满蒙八旗，后来又建立汉军八旗，形成了核心的三股力量。入关后有收服了吴三桂伪军。其军队组织严密而有序。
        而女真只有自己和松散的伪军组织。从某种意义上讲，满清是建立一个统一战线的组织体系，能够有效的整合其各种力量参与统一战争，并彼此监督制衡。而金兵似乎没有。满清的征服策略很成熟。在入关前，它采取的是和金兵差不多的掠夺性策略，因为它不打算做长久占领，当然是抢了就跑。而金兵南下则策略始终摇摆不定，杀掠激起反抗，再杀掠再反抗，恶性循环。即使拥有军事优势，但也被迟滞在北方各种反抗军的抵抗浪潮里，从而给南宋整顿军队组织边防留下时空。满清入关后，政策比较清晰，相比较而言，没有金兵那么大掳掠。因此在北方基本没大规模的反抗。说实在的抗清几乎没有民众反抗的记载。相较于北宋末年那种风起云涌，清军南下几乎是太平静了。基本上只有所谓的义士，即有民族理念的人，组织民众举行零星的抵抗。而且这些抵抗被反清文化人很激动的记载下来，其实相对于南北朝和金兵南下的抵抗，应该激烈度很低。因为南北朝和金兵南下是带有种族屠杀和掠夺模式，屠杀者很疯狂，而反抗者也很本能，临死踹一脚。不过那是后，底层文化人还不普及，因此记载不多，笔记之类的很少，只能从史书中看到惨烈的记载和总人口规模的以一半以上的规模骤减。但清兵入关其实已经没有那么惨烈了。我还真不是清托，现在有些愤愤喜欢攻击阎崇年。这都不知所谓。
          明末人口骤减，有几个因素。一是自然饥荒造成的。二是自然饥荒引发的明末农民大起义。这个过程中流贼和官兵之间的杀戮死伤甚多。同时又加剧了饥荒。三是清兵和抵抗军之间的拉锯战，这之间来回是有报复性的杀戮。
          这我们就看明白了，没有一个统治者自己杀自己老百姓玩的，杀来杀去杀的自己麻烦。金兵就是一开始南下太快，策略失误。没搞清楚自己是来当主人还是来当强盗。结果抢半天，发现自己是原来是在抢自己的，由强盗变保安，角色转换太快，业主不能接受。于是有辛弃疾这样的生在敌占区还要反抗，南投到解放区去的。仇恨太深了。你很难想象这样的统治者怎么能够南下去统一南宋呢？而满清入关一开始定位就是很清楚，咱是保安，来代替前任殉职的保安大明保安公司的，大家都来打击盗匪李闯王。这招很有欺骗性啊。老百姓其实也被李闯王和大明保安公司折腾够呛，本来李闯说他要改做保安了，牌号是大顺，干掉了大明保安公司经理崇祯。老百姓也没啥发言权。这时候窜进来一个大清保安公司。当然记性好的还记得，这丫前些年在河北、山西、山东几个小区都祸害过，啥时候也干保安啦？可那年头和现在一样，保安当家，业主只有看戏的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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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指正啊。关于秦国的骑兵我也不是很清楚。有点想当然，蒙恬的军队靠什么打败匈奴，这个懂行的可以来说说。你说的我的都赞成，但我还是倾向于秦国的骑兵比其他六国要发达一些，可能骑兵在统一战争并没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个我去陕西的时候，还有些遗迹提到是秦国过去的牧马场，现在看来几乎不可想象。

另外，夏都的考古问题，这个我的确是门外汉，但也看了一点这方面的报道。据我对这些报道的理解，其实就是指所谓二里头文化了。我倒是认识几个学历史的，前一段时间还和一个博物馆搞考古的做过事情，问过这个话题，他也在河南搞过考古。也说不出所以然来。大致的理解就是，二头文化遗址相当于夏代文化，而且一些遗址规模很像都邑。但是考古到现在没有发现夏王室的遗物。这个只能说是疑似夏都遗址。这和殷墟不一样，那里的确发掘出商王室遗物，当然可以肯定商王以及附近都邑的地位。所以疑古派认为夏朝和三代一样是一个传说。这个又太过于虚无主义。我个人倾向于相信夏代得存在。但夏王室的存在的证据还有待发掘整理啊。其实有些所谓的夏朝文物也是很难定论。只能说是相当于夏时期的文物。不像商的文物特征明显。万一是其他部族的文物也未可知啊。

关于这个问题，其实也是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同样的证据不同的解读。我个人面前觉得，至少现在说夏都找到的人，其论据很大程度上都是间接证据法，没法像殷商考古那样建立在直接证据上。

骑兵运用在内战历史上似乎不是太突出吧？好想游牧民族南下是很依赖骑兵的。北朝各政权即使本地化后，对骑兵的习惯也没有改变，李世民就是使用骑兵的强手。骑兵对步兵而言一般多显示优势。我琢磨了半天，八旗兵横扫内地，除了了有伪军步兵来消耗抵抗军外，就是有八旗的精锐骑兵机动了。但其真正的优势还是在草原戈壁。内地政权优势的时候就是掌握了强大的骑兵。汉代的霍去病是不是就是骑兵将领？唐代也是如此。宋代没有强大的骑兵就彻底除了神龟大军了。不过岳飞似乎摸索出一种战法，可惜朝堂不信任他。

秦国的骑兵的确不如赵国强大。他的区域虽然产马，但赵国领土里也有牧马场。更何况战国时期，真正的骑兵战役也没有多少。真正的作战，还是阵地战和运动战。秦国的伟大在于其长期经营保证了他足够的后勤供给；持续不断的重用合适人才，保证了国家始终保持上升态势。

二。大一统时期的战略转移
两宋的忍者神龟历史3
        写跑题了，蹿到后面去了。回到南宋的受难历史来吧。南宋能够坚挺下去，和他的财富有关系，一方面粮食主产区都在南方，另一方面南宋的海上贸易很发达。因此南宋尽管断了西域，但海上贸易足够填补，老实说，迁都南方，还省去了军粮的运费。国家变得更加紧凑了。此时的南宋和东吴不一样了。也和东晋、宋齐梁陈不一样了。肥了。
         从此中国的政治中心从长安——河洛的钟摆，改为燕京——宁杭的钟摆。以前国家的经济政治军事思考主要是以潼关为线进行东西向的思考，现在国家的稳定要以淮河为线南北思考。当然东西思考仍需平衡。这一转移造成了两个历史文化区域的没落，一是长安区域的没落，一是河洛区域的没落。长安区域的没落给人留下的只是秦腔；而河南的没落几乎让人不可忍受，河南人几乎成了严打对象。这个华夏的心脏区域的堕落是从金兵席卷徽钦二帝北上开始的。从此，这里所有军阀、流寇、饥荒、水旱灾害都会麕集在这里，而人才、资金则纷纷离去。经过千年的消磨，锻造出新河南人。不再是三个代表的河南人。哪里有逃荒的，哪里就有河南人，这的确如此。有个河南乡间的老夫子去了趟厦门，回来痛心疾首的说，俺们中原文化都在那里啊。多年的战乱饥荒，河南的文化变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观。
         同样现在北京人的慵懒、大度、无所不知、也是吸纳全国财富的供养体制形成的首都市民民风有关系。一旦迁都，北京各大垄断机关撤走，各种福利待遇消减，就业机会锐减，你可能就看不到那种闲适和漫不经心了。都是钱堆出来的。盛世长安的市民气度比这还鸟。好像是隋炀帝，当时为了面子工程，下令外国人在长安吃饭不要钱。而且朝廷也不给财政补贴的。那么长安人民觉悟咋样呢？执行啊，朝廷的圣旨啊。外国人来吃饭，吃，不收钱。问为啥？朝廷不让收，收了城管请你喝茶。咋能这么回答，觉悟太低。正确回答是，我天朝物宝天华，无所不有，总之生活在大隋天子的英明领导下，和谐社会，小康富裕，所以吃饭不要钱。化外蛮夷连连赞叹大隋和谐社会，天子圣明，人民那个啥（傻）？交口赞誉。
           南宋，嗨，别提这个呆货了。按理说，既然北伐没指望，搞点小动作，拓展一下战略后备空间总可以吧。比如把过去失去的越南，即交趾郡那过来不是不可以吧。而且现在整个国家重心南移，讨伐越南应该不是鞭长莫及的事情。可惜啊。这个宋短命是体制内生的。如果没有秦始皇和汉武帝的执着，那么汉人政权几乎不存在江南这个战略后方。口渴再挖井是来不及的。东晋南迁的时候再去开拓两广和福建，北边还要对付南下的游牧民族，忙的过来么？同理，宋也是如此。躲在杭州的时候，是没有精力去开拓两广的。但局势稳定后，和金签订的和平条约后。既然无力北伐，就要着手找后路。而越南就是后路。打不过就难逃么。江南这个后路是秦皇汉武留下的。南宋同样缺乏开拓性思维。这样就彻底断绝了这个王朝的生路。
             我们说，科举体制的政权在战略思路上缺乏远见的。僵化教条的，没有开创性是其本特点，这个特点在明代暴露无遗。南宋神龟功夫了得，抵抗金兵乃至蒙元都很有一套。应该说，抵抗金兵它获得了成功，最后金兵拿它没辙，只好采取契丹的办法，收财政补贴，而南宋也用这种办法慢慢毒死金政权。它就是用这种办法温柔的毒死了契丹和西夏。金也慢性中毒。后来金遇到一个更生猛的家伙，蒙元，这个家伙，全世界人民都承认他太生猛了。它实际上揍趴若干文明，印度文明被伊斯兰化的蒙古后裔征服、当然蒙古部落征服了中亚和阿拉伯，条件是蒙古人接受伊斯兰教；另一方面蒙古人达到欧洲边缘地带，整个欧洲瑟瑟发抖，基督教几乎就等待着臣服。不过蒙古人实在是鞭长莫及。另外蒙古人征服了华夏。蒙古征服采取的军事征服，文化上，你先进我就从你，这样减少矛盾和摩擦。所以，很多中亚的蒙古政权其实都是伊斯兰化了。当地人都接受了蒙古人。反过来蒙古人有带领这些回回参加了对华夏的征服。这也是华夏的伊斯兰移民的一个来源。
              南宋一面用金钱毒害女真骑兵，一面也毒害自己。这也是那著名诗歌，"山外青山楼外楼"，的来历。杭州很糜烂。但有几个地方确实战场打的很糜烂，一个是四川，一个是襄阳，其实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淮河防线。四川、襄阳那两个地方之所以出名，主要都是蒙元处于传统战略考虑，即灭南方政权，一般直接攻打首都都比较难啃，淮河防线当然是重点防线。所以都考虑从上游突破，顺江而下，形成战略和心理优势。结果都在襄阳和四川惨败。好像蒙古有个皇帝级别的是死在攻打襄阳还是四川的战斗过程中。特别是四川，据说修成了连环堡，南宋都灭了，那里都没有功下来。之所以投降，完全是失去了抵抗的政治意义。可见四川的抵抗在军事上是成功的。由此可见，南宋的神龟功夫的确了得。
             接下来，就看蒙元的啦。这个蒙元是个啥子唆？按说他也和其他从蒙古高原兴起的游牧部族没啥特别的。好像蒙古人给人的印象还身材矮小，马匹也矮小，速度也不是最快。但有一样，那就是蒙古人的忍耐力是第一的。但在此之前，蒙古人有着和所有游牧民族一样的毛病，就是散沙，他们在等待一个伟大的领袖。当然这个领袖并不是把蒙古人一个一个团结起来的，实际上，伟人都是在巨人的肩膀上的，成吉思汗也是踩着其他蒙古英雄的尸体把蒙古各个部落整合起来的的，这些英雄已经把蒙古人整合成一个个强大的部落，而成吉思汗就是要把这些部落都统一到他的指挥下。以前，这些部落在这些英雄的领导下，是一盘散沙，只能窝里斗，互相厮杀，还得接受金的领导。现在成吉思汗统一他们了，窝里斗被制止了。可怕的事情发生了。那就只能把多余的精力发泄到对外扩张上。一开始成吉思汗也是柿子捡软的捏。他并没有去搞西夏和金这种有悠久历史的赫赫战功的金甲武士，而是四处远征，打那些低等级的东东，当然就是要跑得远些。但蒙古人不怕远。这下子让我见识到蒙古人的天地有多大，对他们来说远征到河中地区，只是一两年的事情，而对内地国家来说，则是一两代皇帝持续的努力，先得打通玉门关，然后设置西域都护府，然后屯兵，然后翻越葱岭，进驻河中。这中间没有五十年干不完。中间还得算上朝廷的斗争、自然灾害的干扰。而蒙古人派一队骑兵，在没有补给的情况下，穿越瀚海戈壁就去了。花剌子模，灭之。而在中原王朝，妈呀，议论之，三五年。筹备之，三五年。征讨之，成功需要十年。失败可能亡国。对于成吉思汗，失败也就是一队骑兵而已。
         顺便讲一个小细节，有人说蒙古人之坚忍超人啊。他们带上干肉。可以切一条，放在大腿和马鞍皮革坐垫之间，就这样在行军中，靠来回的摩擦，将肉摩擦的半生半熟，很难说那是一种什么滋味，然后吃掉，还消化掉。这是多么坚强的肠胃。靠着这种办法获得给养行军打仗。那个军队耗得过他。
          总之，蒙古扫平了很大一片地广人稀的地域，获得了巨大的胜利的喜悦和战斗信心。同时也对金夏发起一次次冲击。在冲击过程中，证明这种龟甲健全的国家机器比起那些草原帝国来说要难啃许多。不是一两次征讨就可以搞定的。成吉思汗死在攻打西夏的战斗中。这个老丘八居然下令毁灭西夏文明。金的灭亡，宋袖手旁观。这是弱智的表现。但宋在抵抗蒙元的过程中也有可圈可点的地方。
           总得来说，蒙元发现走四川也不同，就走云南吧。于是走青藏高原，灭掉大理国。这种大迂回的战略的确让人赞叹。也正是灭大理过程中，把西藏也顺包带了（这个不太肯定。）历史教科书第一次肯定西藏是在蒙元时期进入中国版图的，此前西藏是化外之地。那么西藏都忙啥呢？不知道。看格萨尔王吧。忙着和神仙大战吧。总之唐乱了，西藏也陷入内乱，而且此后一直如此。没有形成强力统一。但西藏的文化是一致性的，即藏传佛教。而蒙元是如何，即为什么选择接受藏传佛教，这个问题没有搞懂。如果说，伊斯兰地区的蒙古王子皈依伊斯兰是好理解的，蒙古高原的各部族信喇嘛教就有点莫名奇妙了。有蒙古部落在青藏高原接受喇嘛教也好理解。但蒙古高原的部族你又不是有求于什么？这个以后再掰掰。总之西藏进入版图是蒙古人立功的，西藏和内地的文化链接，其实是藏传佛教在蒙古各部中的传播，汉人并不信仰藏传佛教。本质上说藏传佛教切割开没有多大关系。但汉人和蒙古人是不可分离的。哈哈，道理说通了。汉人和藏人也不可分离。大家是吉祥的一家。但最终让汉、藏、蒙成为吉祥的一家的，是满族人这个大推手。
           应该说，蒙元灭掉金、夏，拿下西藏云南，就形成了对南宋的环大包围了。而南宋此时的内部政局也不稳定，小皇帝，权臣贾似道等等。最终蒙元攻灭了南宋。应该说，蒙元灭南宋和清灭明相比之下就太不文明了。这也可以理解蒙元遭到的抵抗远远大于满清遭到的抵抗，汉人对蒙元的仇恨也大于汉人和满清的矛盾。历史里记载蒙元盗发了宋皇室的墓穴，而且是羞辱性的发掘。蒙元动用了各色武装，包括色目人、北人（即北方汉人）、蒙古人联合战线镇压南方汉人，最终将南方汉人定为最低等国民。
           南宋的抵抗军应该说还有相当的力量，例如水师就有十几万。这时候如果有越南这个大后方，向南转移，采取消耗战，必然获得一个战略生存的时空。可惜这时候逃到两广一带，已经无法形成稳定的防线。根本不敢上岸。最终覆灭。中国历史上最神龟的政权完蛋了。死的很窝囊。
          这个朝代在精神文明史上和唐代并列，但战功上却相反。体制害死人啊。话说回来。科举制在这个时代，虽然在武人问题上负面作用比较大，但文官体制上的贡献还是比较大的。很多平民被选拔上来，他们对文化的贡献也很大。他们热衷与家族的文化事业建设。此前只有士族门阀有族谱。宋代开始，平民家族开始兴修族谱、族规，这和科举制度选拔平民人士，提高平民知识分子地位有关系。大家千万要注意这一点。我们现在很多平民百姓之所以还能知道几百年前的祖先是谁，和平民化的科举有关系。

写得头发昏啊。太困了，睡觉去也。这是网上打字最多的一天了。:faint

楼主写的很好啊。虽然有些小小的谬误，但瑕不掩瑜。
关于夏朝，考古学上的证据的确不多，我支持楼主在11楼的观点。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年代太久远了，文物被破坏的概率也就大了很多，要找到历史遗迹的难度也就更高了；还有种可能，就是所谓的夏朝只是当时从流动的部落到相对固定的王朝之间的一个过渡形态，没有固定的地域，所以也就找不到那么多的遗迹了。
另外，关于三国时孙吴破刘备也是水师这句话，是哪次战争啊？

这个吕蒙突破关羽的边防是靠水师的突袭。我记混了。至于陆逊和刘备的对决，似乎还是步兵的对决。不过，孙吴的军队里，水师似乎始终是中坚力量，孙权的很多活动都在战船上，可见这个东西有多么可靠。
二。大一统时期的战略转移

大元的混元
          我阅读历史的经验，发现内地政权是无法统合蒙古高原的。内地政权最强势的两个朝代是汉唐，他们基本上是重点控制西域，在那里搞军事占领，同时在辽东做有限的占领，对整个东北几乎没有太大的兴趣。对于内地而言，控制西域和辽东，就是在东西两线钳制了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最后要做的就是军事上的打击，制服的标志就是屯兵河套，那基本上蒙古高原不会有强大的部落联盟兴起。
          但是这种钳制形式很难长久，往往形成不到百年，即由于内地政权的内政和经济的衰落而瓦解。蒙古高原的民族会形成报复性的反弹。同时，内地政权对高原只能是羁縻，而不能找到一种有效的管理形式。即形成一种强大的军事威慑，但无法渗透其内部。这就涉及到华夏与夷狄之辩，内地形成了一种比较僵化和教条的思路对待这个问题。对待南方，由于地理条件，可以实行殖民切割，因此造成三苗百越被分化和削弱。但草原地区，汉民的文化僵化的捆绑在农耕文化上，在殖民过程中，不能因地制宜，可耕地屯垦，放牧地，鼓励汉民去放牧。事实上，几乎没有汉民是可以去放牧的。一旦转为放牧，汉人的文化就瓦解了。因此大家看到，军事开拓和屯垦结合在一起，而不是和放牧结合在一起。汉人的这种文化不适应性导致其在草原开拓及其失败。
           简单的说，汉人的文化是在农耕文明上发展起来的。拒斥放牧方式，或者说转为放牧会导致其文化的解体。特别是社会组织形态很难适应。如果汉人在草原上放牧，则游牧民族的文化就完了。因为，农耕文化找到了一种能够和游牧文化衔接的社会组织形态。自然会把那种不能衔接的社会组织排挤出去。能生存下来的只有那种融合进来的部族。可惜汉人在这方面的文化创新能力不足。我个人以为，是夷夏之防的偏见。
         反过来，夷狄一旦夷狄掌握了汉人的农耕文化，懂得二元文化的平衡，就能有效的混元一统。事实上契丹是最早实行二元制的国家，的南北院，即北方实行游牧民族的管理方式，南方幽云十六州实行汉人的管理方式就是探索出适应这种管理的行之有效的模式。此后金也是如此。而蒙古则是集大成者。不过蒙古的做法有些粗糙。
         说到蒙古我们其实要从成吉思汗说起，他其实留下的是一个大蒙古帝国。此后各个子孙各自发展。因此所有的蒙古系的王国都尊奉成吉思汗为开国领袖，这是不错的，但彼此之间却没有联系。我们关心的是蒙元，即国号元得蒙系帝国，因为它占据了中国现有绝大部分版图，此外中国历史版图中还别有用心的把新疆化了出来。因为当时新疆不属于蒙元，是另一个蒙系王国。但是现在中国的版图。至于其他蒙系帝国都太多了，如果从蒙系帝国角度来说，欧亚大陆几乎都是蒙系帝国身影，连莫卧儿王朝都是，但我们不会拐弯说印度是中国的。此外俄罗斯也是金帐汗国的属国，难道俄罗斯也是中国的属国？
          总之就我们就关心蒙元的发迹。蒙元无遗继承了成吉思汗的基本遗产，即蒙古高原，同时也占据了东北。当然西北新疆是蒙系帝国。朝鲜已经臣服。前面说到，为了征服南宋，蒙古军队大迂回，征服了大理国。据说还到缅甸打过。总之蒙古统一后，有几个突出的政治果实，一是首次把西藏纳入版图，此后历代西藏都归入中国版图，成为西藏隶属中国的法理依据的开始。二是收服大理，将云南重新纳入版图，避免云南成为第二个越南，大家都忽略了这一点。以汉人的惰性。如果没有少数民族开拓，后继王朝基本有没开疆拓土的动力。三、是把蒙古高原和东北（大东北）首次和内地整合在一起。都归一个中央有效管辖。这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啊。当然新疆是蒙古兄弟国家，那是还保持独立。另外蒙古还有一个岭北行省，即把现在的中、东西伯利亚都含混的囊括进去。直到北冰洋。这个当然很怀疑，政府有没有到过那里，很可能也就是封了当地酋长一个牌子而已。不过这也可以拿来说事啊。
          朝鲜和日本等问题。这就凸现了内陆国家的历史惯性。对海军的不够重视。征讨日本失败后，加上日本本身的确对中国并不构成什么威胁，如果日本是块垫脚石，即它是进攻什么重要国家的跳板，则非攻不可。日本背后就是辽阔的大洋，没有深入的可预期性。搁置之。至于朝鲜，在蒙元时期，其实几乎已经虚架子了。就差一道诏书废了这个国家。但架不住朝鲜王的马屁神功。朝鲜队大元采取全开放战略。全裸。朝鲜王常年呆在大都伺候着。公主嫁给皇帝成为太后。（好像是吧），朝鲜王也是驸马。就这么朝鲜王室已经蒙古人混血了。大概大元觉得灭了朝鲜没啥意思，没事还可以弄个公主骑一骑。
           蒙元和汉人的矛盾是很深刻的，印象中很长时间不开科举。它的官员都是委派的。派蒙古人和色目人（大多是信奉伊斯兰的中亚人）。当然这些人来到中原后汉化得厉害。但和汉人集团在文化和权力分配上矛盾也很大。蒙元集团内部斗争也很激烈。蒙古是一个很骄傲的满足。认为拳头很厉害。揍遍天下无敌手。因此一股势力极端推重蒙古人和蒙古习惯至上，另一种势力则相对理性，比较考虑到综合各派利益，特别平衡南人利益。推重科举等。这种斗争激化，乃至影响到太子的废立上。有关太子问题这是个矛盾。按说在宫廷里，反汉人势力其实是比较强大的。但蒙古人作为暴发户，又主张给儿子最好的教育。老师是谁呢？南人，这个大家都承认。结果往往太子倾向汉文化。这就搞得太子和朝廷中反汉权臣矛盾很大，这些权臣就扶植相对不太亲汉的王子和后妃反太子，于是后宫乱成一锅粥。事实上，王子们都是在汉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由于有的王子是反汉势力扶植上台的，因此不得不违心做点符合自己合法性的事情。这蒙元的政治就这么扭曲。但总的说来蒙古的宫廷汉化曲折而前进。
         蒙古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是不和谐的。特别是宫廷内部斗争十分激烈，导致政治动荡。降低了行政效率。而蒙古对老百姓的盘剥据说也是相当严苛的。遇到灾年问题就激化了。不到百年，大起义就爆发了。而在这个过程中，汉人士人的态度是很复杂的。一方面他们在蒙元宫廷里受到民族压迫和排挤。另一个面他们承认蒙元朝廷的合法性。这使得他们在面对起义军的态度上显得十分犹豫。我们很少看到有知识分子积极参加，大多是后期大元风雨飘摇了，才心不甘裹挟进来。这也让朱元璋心理很不爽。
          朱元璋是第一个拉起民族大旗的人，他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华夏？）和以往的帝王都不太一样。他建立的大明是一个很有特点的汉人政权。再一次印证了我的想法，即对传统边界以外的地区不感兴趣。这种战略观凸显了汉人的思维，也是是科举制文官体制形塑的结果。

二。大一统时期的战略转移

明朝哪些让人不明白
         蒙元是一个粗糙的政权，粗糙性在于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把蒙古高原、东北、青藏高原、云贵高原，以及内地统合起来的中央集权国家。此前我们所谓的合法传承的国家脉络，主要是以内地的政权更迭线索为依据。这样看来，三代时期，酋邦部落联盟转型为西周的封建制度国家，极大的拓展了中国的疆域。夏商的核心区域，基本在河南一带，其势力范围波及安徽江苏北部和山东西部，山西和河北南部，似乎对湖北北部也有点影响。比较出名的就是武王伐纣的时候，商的军队在东面和东夷作战，看样子距离还很遥远，估计在胶州半岛或者淮河下游地区，来不及回援，于是才有了使用奴隶以及奴隶倒戈的事件。后来有人又说商纣的军队远渡逃到日本或者北美洲去了。这个不可考了。但西周统治者显然采取了另一种国家治理形式，即分封制，这样，山东、河南、河北、山西、陕西都纳入到周的联邦体系内。后来楚国和吴越也加入了争霸赛，这等于是替中原政治力量整合了长江中下游，先是吴越兼并，后来是楚国灭越，整个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基本都囊括在楚国怀抱里。楚国经过春秋战国漫长的政治游戏，已经认同了周文化，于是七国的统一里，缺楚国是不可以的。战国的游戏玩到最后不是欧洲那种诸侯割据，形成不同的民族认同，而是统一。国与国之间是零和博弈，要么我吃掉你，要么你吃掉我，没有制衡的可能。这个过程不再重复。总之所谓的内地就形成了一个板块。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主要是指这个板块而言。它们是建筑在同一的政治、经济文化上，因此即使出现南北朝这样漫长的对峙局面，但没有人会把这个局面作为一种合法的永久性的状态。
          接下来再看，内地王朝对外的扩张，基本是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对北部的主要是和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进行对抗。一开始两个板块的民族谁也没有想到自己能够控制对方。匈奴人乃至后来的契丹人都没有想到自己能够入住中原。这里面有着深刻的文化差异，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架构的差异，由此造成彼此不能兼容，谁也无法有效治理对方。匈奴人管理不了汉人，汉人也管理不了匈奴人。
          不过在斗争中彼此都在学习，应该说农耕文明相对要先行一步。这和它的文化积淀与物质保障手段丰富有关系。汉人很快发现通过屯垦和军队结合的方式可以在战略上有效地遏制游牧民族的入侵。对于蒙古高原而言，和南方冲突的正面战场就是山西、山西和河北三个区域，而汉人很快发现可以从两翼形成钳制，一个是东北的辽东地区；对于辽东的经营，长期以来汉人的政权基本局限于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而不深入东北腹地。这是为啥呢？因为东北腹地的战略价值比较低。东北腹地向北是西伯利亚，向东是大海，在那个时代几乎就是无人地带；既无商业价值，也不存在潜在的战略威胁。而东北腹地的发展水平也极端落后，基本是鄂伦春级别的渔猎部落，没有文字、没有货币，打渔摸虾，以物易物。这些部落大多彼此之间互相厮杀，对内地既无威胁，也没法整合起来抵抗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因此没有战略价值。唯一有点麻烦的就是朝鲜半岛的国家。早期内地政权和高句丽打了回，居然搞到亡国程度。为啥要拼死和高句丽过不去呢？问题还是在于高句丽位置的战略价值，即辽东半岛本身必须控制在内地王朝手中。这样便于对付蒙古高原。至于朝鲜半岛本身对于应付蒙古高原则没有啥战略价值，这也是为什么大唐军队后来退出朝鲜半岛的原因。只要你乖，就行了。而朝鲜半岛政权经历了隋唐的战争，显然也摸清了大陆王朝的战略底线，从此以后就把自己打扮成邻家女孩，从来不参与内地的事情，这个很聪明，否则狗日的学楚国来内地争霸，就把自己绕进去了。
          内地政权开拓最用心的就是西域。这个地方起先的战略目的是很复杂的。既有寻找良种战马的目的，也有打通商路的目的，后来发展到建立西域都护，我想都是随着时间和形势的变化作出的判断，当局者不会看着地图一开始就设想好要搞西域都护府。而且当时还没有地图呢。无疑，西域当时是和蒙古高原民族战略角逐的决胜点。双方在正面战场保持均势时，谁在别的地方找到劫才，谁就获胜。辽东当然是一个劫财，但不大。真正大的劫财是西域。西域的和东北不一样，东北本身是一个地理单元，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东北就是一个死角，或者说死胡同，在辽东半岛大家就就可以决胜了。而西域本身是一个单元，同时它还是一个通道。向西可以通往阿拉伯和大秦（罗马），向南通往天竺（印度），是一个文化交流的汇聚地。因此西域这个地区虽然地理条件复杂，但文化却很发达。形成了所谓西域三十六国，城邦国家。和东北的渔猎经济的小渔村有天壤之别。这个地方恰恰适合大国搞政治角逐。因为这里的政治生态都是细碎化的。自身难以整合成一个强力的对外的组织。而最先开搞的就是西汉和匈奴。当然西汉后来居上，这里的故事很多不说了。总之西汉获得西域的控制权后，带来的物质和文化上好处自不必说了。尤其是西域的交通线，甘肃祁连山一线，也是蒙古高原游牧民族的放牧区，这个对蒙古高原民族打击非常大。加剧了其内部的矛盾。在西汉战略优势钳制下，匈奴已经变得相对衰落且内部矛盾激化，很快西汉的正面的军事进攻下，匈奴陷入了战败，矛盾激化，再战败的恶性循环。直到另一个战略要地河套及阴山被占领，彻底丧失了优势。陷入到瓦解。
             另一个伟大的王朝唐同样也是两翼展开，牢牢控制西域的战略优势，将蒙古高原民族打得四分五裂。然而，内地政权的光辉走到极限也就到头了。这是在农耕文明基础取得的战略优势，而且仅限于将对手打趴、打散、打残，但却无法有效治理对手。只要不是定居者，农耕文明政权就想不出有效的管辖办法，这是它的死穴和短板。而汉唐把农耕文化的军事优势发挥到极限后，就凸现出两个弊端，一是在农耕文化下，这种战略方式是高成本的，即只要农耕文明的军队面对草原民族机动性，无论其处于防御还是进攻状态，其成本远远高于游牧民族，因此其胜利的代价极其高昂，而一旦失败则几乎不能承受。如果内地王朝不能有效地实现蒙古高原部族的分而治之状态，那么它就面临着可能的灭顶之灾。
             汉唐都是以军事和战略布局交替进行的方式，挤压蒙古高原的民族，最终使其分崩离析。但传统政治和经济运作模式其高成本、高消耗，以及信息不对称的结果在时间的堆积下就会消耗掉制度的优越性。很快都会显现出军阀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在政治危机中就会爆发出来。以后又形成连绵不断的危机。事实上唐末到五代的藩镇割据，使得契丹获得了崛起的时间空间。这是内地政权为自己的制度弊端付出的必要代价。而从此草原民族和内地政权的战略对峙走向了逆转。
           从制度建设上说，宋政权建立了一个科举制度为基础的文官体制，这个文官制度在本质上就是重文轻武，从好处来讲，扭转了唐以来武人乱政的局面。因为武人乱政导致事实上，内地并不能将武力对外，而是用于内战，因此抑制武人乱政才是抵御外侮的第一步，这是重建政治的基本共识。
          但是矫枉过正，造成了内地的综合国力不能有效发挥出来，这是宋代的突出问题，而在这三百年里，边陲民族则在战略问题上有了大的飞跃。

二。大一统时期的战略转移

明朝哪些让人不明白2
        这三百年年中，西域脱离了内地和草原博弈的政治游戏。首先在于内地丧失了突进的能力。宋代失去了幽云十六州，这是一个大大的不利。不仅辽东没有控制在手里，还让人挖进来一块地。所以北宋时代的战略一切都是为了收复幽云十六州，可以想见，接下来的动作是夺取契丹的渤海国，即辽东。然后是打通西域。结果一道门槛憋死了北宋。貌似契丹也没有控制西域，总之那个地方大家都没有争夺的兴趣。北宋可谓狼狈之极，幽云十六州丢了，还闹出一个小西北问题。即李元昊作乱。生生在陕甘地区给自己造出一个敌人。结果好，事实上，北宋处于北方两个不友好的政权的钳形攻势下，契丹控制了辽东和幽云十六州，李元昊则在北宋和契丹之间打入一个楔子，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北宋的威胁更大。开创了一个先例，即汉人帮助游牧民族建立一个类似汉人的统治体系。这在以前是绝无仅有的。当然南北朝时期的确有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但那时移民。而这种模式则不同，即这些民族在基本不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情况下，也能学会汉人的治理模式，这意味着事实上所谓落后的游牧民族学会两种治理模式，一方面他们懂得如何治理草原游牧民族，一方面他们也学会如何治理定居的农耕民族，这就有劣势转化为优势了。而汉族始终在这方面没有长进！！！汉人太骄傲了。基本不懂得研究和学习游牧民族的特点，汉人知识分子的知识是有缺陷的。
         随后而来的金是一个不太成功的二元制国家，一方面它控制了东北，另一方面它控制了北方中国，从一定意义上说，他是成功的。但另一个问题是，它没有控制蒙古高原。它把契丹灭掉了。流亡的契丹人在新疆建立了一个政权，但和内地就没有交流了。而金基本退出了蒙古高原。这充分说明金其实是一个渔猎部落而不是一个草原部落，很长时间，它的态度也是分而治之。这种野生放养的结果培养出一个恐怖的蒙古帝国。它的后代清帝国就吸取的教训，改野生放养为圈养了。这个后面再说。大清帝国还是很有贡献的。
           金的野蛮放养，本意是限制蒙古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作用。但在这个过程中却无意中起到了优胜劣汰的作用，即能在内部残杀和金的定期残杀幸存下来的部落，大家想想，一定很暴虐的。
          蒙古的爆发一开始是草原内部的兼并扩张。后来在扫灭金的过程中吸收了以前契丹余孽，即精通二元制的，本身也是混血和文化交流的的一些人物，这些人物著名的有耶律之流，大家一定很熟悉这些人是啥来路。不过的确对文化融合有很大帮助。他们让蒙古懂得除了抢劫之外，还有一种更有效的占有财富的方式。这个蒙古人并不傻，很快就学会了。当然有些习惯比较恶劣，因此蒙古军队的抢劫作风还是改不了。因此蒙古的统一阻力很大和其抢劫有关系。前面我们说到。为了消灭南宋，蒙古人一溜边，干掉了西藏、大理，这么艰苦的活，只有当年汉武帝开西域的精神，和始皇帝开南岭的精神可以媲美。
          蒙古人的一个伟大贡献还在于对这两类地区实现二元制治理，内地实行行省制度，这个办法延续到今天，很多人所谓的省籍情结其实是从这里来的。而过去中国实行的是郡县制度，国家和县之间的单位是郡，而现在是省。郡的合理性在于其政治经济文化乃至自然条件都基本一致，内在认同感很强。作为治理单位，发展比较平衡，利益分配也比较平均。而省就问题大，尤其是省的划分有一个重要的目的是分而治之，防止地方割据。蒙古人的这种不信任汉人的心态是这种行政区划的重要政治基础。当然蒙古疆域辽阔，郡的区划过细，在传统社会里，中央无力过问。于是我们看到，省其实是若干不同文化区块，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结合，而且在省份之间，划分时还特意割裂一些传统的文化区域，造成省份之间为一些地域归属的争夺跨越了朝代。此外，省份内部，各个区块文化不同，经济发展不同，几乎没有共同利益和趣向。例如人们熟悉的安徽省，其徽南地区与皖北文化截然不同，江苏苏南的地区与苏北和苏中也差异很大。至今在利益分配，和省政府内部权力分配中，各地区斗争激烈。哈哈，中央很满意。割据，自己和自己闹都搞不定。这也是为啥，民国初年军阀割据搞不起来的重要原因，大家很难确定自己的利益边界，唐代的军阀就很容易，各自守住自己边界，对付朝廷就可以了。而省份制度一出来，军阀自己就搞不定，小军阀会强调内部文化的一致性，比如湘西的军阀强调自己的湘西的特点，但势力大的军阀就强调省份的边界合理性，要在省内搞统一，于是地方军阀内部就先干起来。中央虽弱，慢慢收拾嘛。
        省份划分造成了地方利益的错综复杂性，制造了地方内斗和内耗，便于中央分而治之。这是大一统政权的在农耕文化下的一种策略。而这是蒙元率先发明的。而大明虽然很恨蒙元，但对先进文化还是没有意见的，接纳之。吃饭鸟。

二。大一统时期的战略转移

明朝哪些让人不明白3
         控制这么大的国家，最让人苦恼的是啥，就是信息传递。元代的驿站制度相当发达，驿站并不是元代的发明，但驿站对元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个我看过一篇文章，讲过元代的驿站制度。深切感受到维持一个帝国运转，信息传递的重要性。而帝国的规模反过来也受制于信息传递的效率。蒙古人是如何接受藏传佛教的，这个不太清楚，期待有人解释一下。但这个问题直接导致了清代的版图形状。实际上蒙古人分成几块，一块是内蒙古区块，一块是外蒙古区块，一块是新疆区块，这也是导致满清解决蒙古顺序的方位。最终形成了中国的版图。
         回过来来说大明王朝脱胎于农民起义军，然后转型升级，考虑搞点建设性的东西。它接手的知识分子大体是科举派的知识分子，也即是这些人比较懂得治理内地地区，但疏于蒙古地区的治理。在讨伐蒙元的过程中，我们几乎找不到有什么建设的谋略，没有什么谋士提出什么醍醐灌顶的策略来彻底搞定蒙元。当蒙元的残余势力从大都撤退后，这就注定了大明和蒙古将展开一个漫长的拉锯战。
          朱元璋是个很有趣的皇帝，可以说他的心理比较偏执，比如其他皇帝出身低贱，都会给自己塑造一个神奇的来历，或者编一个祖先也阔过的故事。但他却是忆苦思甜，的确苦大仇深。有贫下中农的本色。这是他痛恨贪官，对贪官的处罚接近于变态的程度，真剥皮实草，搞得在他当政时期，中下层官员艰苦朴素，提着脑袋干活。不过现在说高薪养廉，朱元璋杀不出一个清官政治。他一死官场就旧态复萌了。且不说这个了，朱元璋基本比较守成，即开国皇帝大多比较爱惜民力，不折腾。因此他很担心开疆拓土会亡国，反复告诫子孙必要搞侵略战争。这个有点教条和小农意识，但也有经验之谈。但是朱元璋还是做了点该做的事情，那就是经略云贵。大家都很奇怪，那本来就是咱的地方吗？谁说的，这就和公共绿地抢地盘一样，你虽然占了，但也得常去打扫不是？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宣示主权啊。现在小区车位画了，很多人还是要在那里放个地锁，有的弄个旧自行车，还有弄个破桶或者比较大点的水泥块放在那里，就像界碑一样。表示这块地有主人啦。云贵这个地方也是如此，你不打理它，要么它自己长草，要么别人就把爪子伸过来了。像云南这个地方归属内地才一百多年，要不理不睬，搞不好又飞了。所以中原对待云南一直采取一定程度的委派流官制度和世袭制度结合的方式治理，在元代就形成了这个制度。一方面好像有一个世袭的总管。有个孔雀胆的戏剧讲的好像就是最后一任元代总管的故事。明代也是如此，文官制度上采取流官，朝廷派科举出身的文官前去治理。这样的好处是保证对朝廷的忠诚，同时不会形成天高皇帝远的割据。而军队方面则有沐氏家族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世袭的制度，好处是比较了解云南的实际情况。而沐氏家族和皇室也有密切的关系。两个体系互相监督。对待这种偏远的地方，在清代初期也采取了分封制度，三藩制度。当然由于无法建立有效的监督和平衡体制，最终三藩制度瓦解，吴三桂造反。大明当时调集很多的军队到云贵去落户屯兵，和新疆的建设兵团一样，平时自给自足，边民闹事就地弹压。改朝换代后，这些人斗本地化，现在还能找到从南京开拔过去的军队后裔，据说还保持着六百年前南京的饮食风俗。正是因为这些人的贡献，云贵地区才无可置疑的成为中国的领土。大家要明白历史是一步一步这么走过来的。
           此外，大明朝还做了许多内功，用阶级斗争的话说是压迫南方少数民族。三苗百越进一步收到挤压。汉族人进一步掠夺适宜耕作的土地，把少数民族赶入现在见到的山区里。这背后都有强大的明朝军队。举几个例子。明朝朝廷里几个著名的大太监都是瑶族人，为啥，剿灭瑶族的过程中，成年男子杀掉，未成年男子割掉小鸡鸡。这些小孩子作了太监似乎没有潜入大内为本民族报仇雪恨，相反忠心耿耿，很多还是很建树的。那是人的归属是很复杂的。估计山里的同胞也并不认同他们吧。还有更离奇的，那就是女人，献给宫里，其中有一位居然成为皇太后，于是咱们大明朝的皇帝居然有了瑶族血统。狗血吧。有些鸟人说，这是民族大团结啊。你喜欢这样被团结么？先把阶级斗争拿一边去吧。历史就是这样。你阶级斗争，它这样走，不斗争，还是在走。
           现在必须要讨论大明朝的一个重要人物那就是朱棣。这个靠叛乱上台的皇帝和唐太宗一样，不过唐太宗是宫廷政变，可以说代价比较小，而掩盖历史的难度也较小。而朱棣动静就大了。从北京到南京，那时候高铁还没开通，这位哥哥打了三年多，才到南京。要说军事才干上，谈不上，不好比较。对手不一样。朱棣的确很有一套。在对付北方的蒙元上，他的战略布局大体和前代差不多。但侧重不一样。从明代宋代开始，两翼侧重由西北转移到东北。宋代一直夺幽云十六州。金从这南下。蒙元不用说了。到明代，对北方的防控重点也是在辽东，事实证明这是正确的。得辽东者得战略优势啊。为啥发生了这样的变迁呢？
           我个人以为，历史上开拓西域的高成本让内地政权十分犹豫，而且西域的伊斯兰化，也是一个重要因素，避免和伊斯兰帝国冲突是一个重要因素。在朱棣时代，中亚崛起一个帖木儿帝国，十分猖獗。曾经计划东征中国。当时朱棣也很紧张。后来在东征途中帖木儿挂掉，该帝国瓦解。我倒很期待。如果两大帝国相撞，说不定，朱棣会全力一搏，从而重新激起开拓西域的豪情。这一点上朱棣保守了。他的心思都放在北元上了。对西北战略，大明仅限于将势力拓展到嘉峪关，基本上控制甘肃的祁连山，形成一个弱战略西北钳制，保障内地西北的安全。重点在辽东展开拓展。应该说朱棣父子对东北报以了极高热情，这也是奴儿干都司的来由，可惜那里的战略价值都不大，很快都退回辽东半岛。事实证明，在大明强大的时候，朝鲜半岛也没啥用，只是后来女真崛起，才发现朝鲜控制在手里对女真有威胁。可惜这时候大明已经很微弱了。无力同时对女真开战，又占领朝鲜半岛，形成对辽东的威慑。
         大明建立了辽东堡垒后，基本就形成了对北元的战略攻势。这个攻势维持到土木堡之变。作为战略和军事家，朱棣的完成了自己的该做的事情。他还做了一件伟大的事情，那就是组建舰队下西洋。这个事情到现在都让人匪夷所思。之所以匪夷所思在于它没有留下任何战略的遗产。即形成后继的殖民开发的浪潮，而仅仅成为一次豪华游轮大巡回。本来这个大舰队的南巡配合一定的制度建设，形成可持续的开发，可以想见，东南亚地区将成为类似秦始皇开拓南岭时的状态，即汉人在军队的保护下，实现蛙跳是前进战略，蚕食同化东南亚各民族，通过武力打破既有政权，驱赶土著去原始森林，将已开发好的地方转给随后而来的汉民，这些地方都是适合农耕的地区。很快三百年，这些地方就都汉化了，当然原始丛林里还有土著，但那又怎样，基本都是小规模分割状态，也无抵抗力。
         朱棣的创意，被制度扼杀了。这个制度就是宋代以来形成的严密的科举文官体制。从某种意义上说，皇室也喜欢这个体制，这个体制追求的是和平和安全，抑制一切可能存在叛乱和危险。因此一切脱离帝国监控的行为都不受鼓励。所以在汉代唐代初年开拓西域的行为，在明代就不可能发生。虽然有民间的下南洋，但得不到官方的支持和呼应。都是政府，差距咋就那么大呢？内向型和外向型。
         这个文官体制没有走制度创新，而是走外缘式扩张的道路。即在现有体制不变动的情况下，靠人口增加，土地增加，产量增加，税赋增加的方式来增加供给。这是一种内耗式的增长。把苦难留给自己。在对待游牧民族问题上，这个文官体制基本僵化，没有任何创新性见解。一方面他们很有骨气，不接受宋代的补贴财政的方式，于是把钱都贴在来万里长城上了，宁肯贴在墙上也不给草原同胞？在我看来还不如让草原同胞慢性中毒。另一方面，死磕吧，找不到制胜绝招。大明和宋一样，没有强大的骑兵。在明代初年还有骑兵一说。到后来不知为啥就没了。从此开始和大宋一样开始联系神龟功法。似乎和宋一样走高科技的路数。这个时期居然还涌现出戚继光这个军事奇才。

二。大一统时期的战略转移

明朝哪些让人不明白4
         过去我们看到的名将大多是在内战或者与草原民族作战中涌现出来的将领。而戚继光则是在剿灭倭寇中展露头角的名将。这说明啥问题？东南有事啊。日本成天喊。实际它就是一个大麻烦。不过日本这时候还构不成一个战略性的麻烦，但大陆的政治家居然没有先知先觉者，难怪要在几百年后没落下去。科举制度害人啊，书读到狗肚子里去了。
           这时候，大明和蒙古已经陷入一种均势状态。大家谁搞不过谁，大明虽然丢了个皇帝，但骨气很硬。不像宋那么面。结果很理想，皇帝又被还回来。应该算是外交胜利吧。而且蒙古也不吃亏，把个没有用的皇帝扔回去，还导致对方政变，也算以外收获吧。倭寇问题有很多论述，我这里不多谈了。有一种观点我很赞同，那就是体制造成的。
           这固然有日本方面的失业武士问题。也有大明朝海禁的问题。大明朝的海禁问题和后代政府的竿子打死一船人的行政方式是一致的。起因都是因为贸易中出现了流氓，后来索性实行海禁。结果加剧了倭寇的问题。而事实上，这些迂腐的文官从来不想从海外贸易可以获利，对待倭寇是可以跨境追剿的。通过培养强大的海军，甚至武装商船，来打击倭寇。总之思维决定问题。造成这种内伤式问题处理模式。否则倭寇当然还是会存在，但我们将在日本或者东南亚剿灭倭寇。思路不一样吧。前提就要求有一支进攻型的海军。而这就需要转变军队的类型。从总体而言，科举型文官体制控制下，军队都是防御性的。个别有军事天才的皇帝才能摆脱科举型文官体制的控制，像朱棣，但他的方式不可持续。他儿子和孙子不是军事天才啊。
             开贸易，建立法律，然后不守法就采取强力打击。但是在内地政治文化，已经走进思维的死胡同，即国家贸易不是赚钱的，而是政治的。甚至首先是补贴的。是一种赏赐。因此它是一种政策，而不是法律，是即兴的，不是可持续性的。因此这种关系也是一种不稳定的。所以中国和周边的宗主国关系大部分是不稳定的。这依赖于朝贡关系的稳定性而言。大部分国家对于中国而言没有啥战略价值，基本也就不太欢迎它来，成本高。而朝鲜自元明清以来，就形成了固定的朝贡关系，可以说，朝鲜基本就是中国预算内的编制外的省份。这高丽棒棒断奶才一百多年，就开始装逼了。而且还是南部，它的北部说实在的又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编制外的预算内补贴省份了。
            戚继光一生南北都打过，倭寇和蒙古人。在北面还修过长城。他的打法是典型的陆军战法。即防御式战法。
            应该说，大明不同于北宋，同样是神龟战术，大明的成功了，而北宋失败了。大明的成功在于它的战略形势比北宋强，被不仅没有占据辽东，还亏欠了幽云十六州，西面塌掉一块，成为西夏。而大明朝相比则两翼齐全，这是大明朝和蒙古人对抗的战略优势之一。战略优势之二在于，北宋面对的是一个统一的契丹，和强悍的西夏，结果中途还杀出一个野蛮的女真。当然，抵挡住女真之后，遇到终结者蒙元后，大家都退出历史舞台。而大明则幸运一些。首先，蒙元在大起义过程中就带着内伤退回草原，然后再朱棣的连续打击下，蒙元陷入分裂。事实上，此后大明虽然没落了，而蒙元也没落了，从而双方基本保持了一个战略均势状态，谁也不能把谁咋样。
             老实说，蒙古高原和大明都陷入一种衰落和循环的周期。即双方都在重新整合。大明朝也在没落，蒙古也在没落。大家都在等到腐朽烂透之后，再重新整合对峙。然而这时候第三方抓住机会崛起了。这个后面再说。
              先说一下另一个第三方，即小日本的韩战。日本发动了对朝鲜的战争。第一次燃起了熊熊烈火。在一定意义上说，明朝援军打得很难看。丝毫没有显示出绝对的优势。这逐渐显示出大陆军力的衰败的迹象。但依靠拼消耗的原则，小日本抗不住了。终于推出了。应该说，日本输得并难看。其本土并没有遭到什么影响。唯一的影响就是日本转为内向型体制。觉得这次冒险太不值当了。不仅毁掉一个霸业，还死了很多人。当然大明还维持了一个不可战胜的假象。
             可以说万历三大征，基本耗尽了大明的实力。晚年努尔哈赤作为第三方实力崛起于辽东。一开始谁也没当回事。然而，就是这个辽东奠定了当代中国政治版图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