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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先秦青铜戈用途小议

戈是我国先秦时期最重要的兵器之一，有学者认为戈主要用于车战，在两车“错毂”相接时挥戈杀敌，后来随着车战的消亡而衰落，然而考诸文献和考古资料，此说并不正确。


一、戈柲的长度不适合“错毂”交战
　　《周礼•考工记•庐人》说“庐人为庐器，戈柲六尺有六寸，殳长寻有四尺，车戟常，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寻”，郑玄注“八尺曰寻，备寻约常”，据此推算戈的标准长度仅152厘米，正与考古资料相合。现将迄今已知的戈柲的长度数据摘抄如下：
　　“夏”商戈：
　　锦县水手营子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中出土的连柄铜戈，全长80.2厘米；
　　安阳侯家庄M1004出土70件，柲长100厘米；
　　安阳大司空村M21出土1件，柲长100厘米；
　　河北蒿城台西M17出土1件，柲长87厘米；
　　另外有学者根据商代文字中戈与士兵身高的比例，推算戈柲平均约长112.8厘米，与考古所见大体相合。
　　西周戈：
　　长安张家坡M170出土2件，柲长82.5厘米；
　　长安张家坡67M54出土2件，柲长约为70厘米；
　　东周戈：
　　临猗程村出土6件，柲长112----145厘米；
　　陕县后川出土2件，柲长分别为118和162厘米；
　　长治分水岭M269出土1件，柲长120厘米；
　　邢台南大洼M1出土1件，柲长110厘米；
　　曾侯乙墓出土铜戈66件，完整的木柲有52件，柲长一般为127到133厘米，最长不超过140厘米；
　　战国早期长沙浏城桥M1出土“戈戟之柲”（原文如此，《长沙楚墓》言之亦不详）7件，其中4件长303 到310厘米，1件残断，1件长141厘米，另1件未详；
　　战国中期荆门包山M2 出土8件，柲长约89.2--137.2厘米 ；
　　战国中期荆州纪城95M1 出土1件，柲长83厘米；
　　战国中期江陵望山M1出土6件，2件柲长153厘米，4件未详；
　　战国中期慈利石板村出土2件，柲长156厘米；
　　当阳赵巷出土1件，柲长206厘米；
　　荆门包山M4出土2件，柲长176厘米；
　　江陵雨台山出土2件，柲长115和138厘米；
　　江陵天星观出土2件，柲长分别为108 和150厘米；
　　资\兴旧市出土6件，柲长 132----170厘米
　　古丈白鹤湾出土4件，柲长110---154厘米
　　长沙楚墓出土21件，柲长120---182厘米，1件柲长216厘米，这些数据可能包括鐏长。
　　（详见井中伟的博士论文《先秦时期青铜戈•戟研究》第353—364页）
　　从出土情况看戈柲的长度基本在180厘米以下，以110到150厘米为最多，80厘米左右的也相当多，200厘米以上的极少。而据杨泓先生研究，“错毂”时为了避免相撞两车车箱侧面之间至少也要保持1.6米的距离（《战车与车战》）。但戈柲一般只有110到180厘米，根本无法在“错毂”时使用，这就给“错毂”说打上了一个问号。




二、戈首先是一种步战武器
　　《左传》中有不少有关戈用途的记载，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类：
　　1）徒步作战。如
　　成公二年“（齐侯）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
　　成公十八年“齐侯使士华免以戈杀国佐于内宫之朝。”
　　昭公二十六年“臧氏使五人以戈盾伏诸桐汝之闾。”
　　定公四年“王寝，盗攻之，以戈击王。”
　　2）随身备用。春秋贵族随手取得的武器不是剑而是戈，如
　　僖公二十三年“姜与子犯谋，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
　　成公十六年“范匄趋进……文子执戈逐之”
　　昭公元年“子皙怒，既而櫜甲以见子南，欲杀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执戈逐之。及冲，击之以戈。”
　　此类记载很多，不需一一列举。
　　3）装备车兵。如哀公二年“郑人击简子中肩，毙于车中，获其蜂旗。大子救之以戈，郑师北”。
　　襄公十八年“范鞅门于雍门，其御追喜以戈杀犬于门中”。
　　4）杂类用途，比如处死囚犯：文公二年“晋襄公缚秦囚，使莱驹以戈斩之。囚呼，莱驹失戈，狼瞫取戈以斩囚。”文公十一年“败狄于咸，获长狄侨如。富父终甥摏其喉以戈，杀之。”这些显然也属于徒步使用。
    综上可以看出，《左传》中用戈步战的记载很多，用戈车战的记载则很少，也并非是在“错毂”时使用，而是用于逼近或者下车格斗，和步战没有本质区别。事实上戈的出现远比战车为早，迄今所见最早的戈属于龙山时代。最早的青铜戈属于二里头文化三期。而最早的战车仅属于殷墟二期，较早的偃师和郑州商城中都没有发现战车。可见戈与战车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戈首先是一种步战武器。



三、车战的主要兵器是弓箭，其次是长矛
　　《左传》大量的记载表明春秋战车最重要的兵器是弓矢，这一点与埃及、亚述的战车并无二致，而车右的职责只是保护射手和御手。因此“六艺”中的军事技艺只有“射”和“御”两项。另外迄今所见的商代马车已有20乘左右，但车内及附近的武器主要是弓矢和短戈，未见长矛、长戈等可以“错毂”交战的兵器，看来更早的战车也是如此。
　　当必须与敌人战车进行近战的时候，甲士经常使用的并不是戈，而是长矛。因此“持矛”常成为车右的代称。《左传•成公十六年》载“（栾鍼）使行人执榼承饮，造于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杜注：“车右持矛”。《左传•哀公二年》载“卫大子祷曰：‘蒯聩不敢自佚，备持矛焉……’”。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车战中用矛刺击的机会并不多。
　　车上甲士虽然也使用戈，但却并非用于“错毂”交战。如《左传•哀公二年》载“郑人击简子中肩，毙于车中，获其蜂旗。大子救之以戈，郑师北”，战后卫太子夸耀说“吾救主于车，退敌于下，我，右之上也”，因击退了逼上来的敌人而认为自己是车右的模范，从这里可以看出车戈也是用于近身格斗的。
　　考古发掘则提供了更有力的证据。盛行车战的西周至今未见有3米以上的长戈，有研究者对此感到困惑，其实这正说明“错毂”交战不用戈，而宝鸡竹园沟M7却出土了柲长达400厘米的铜矛，可以在“错毂”时使用。曾乙墓出土了大批车战兵器，其中矛49件，除1件特制短矛外，其余48件长度均在418到436厘米间；戈有66件，长度基本在127到133厘米间，最长者不超过140厘米。很明显只有这种4米以上的长矛能够在“错毂”时使用，而戈是无法胜任的。



四、结论
　　战车的主要武器是弓箭，车右的主要职责是保护射手和御手。用戈进行“错毂交战”只是近年来才产生的误解，古代学者并不这么认为。《谷梁传•成公五年》范宁注“凡车，将在左，御在中，有力之人在右，所以备非常”。《周礼•夏官•司马》贾公彦疏“戎右者，与君同车，在车之右，执戈盾，备制非常，并充兵中使役”。都认为车右的职责是“备非常”。
    综上可见戈只是一种步战武器。虽然也普遍装备车兵，但并非用于“错毂”接战，而是用于同逼近的敌人进行近身格斗，同步战没有本质的区别。


附论：戈盛衰原因浅探
　　学界多年来对戈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主要集中在形制、类型学、分期断代、合金成分等器物本身方面，而对戈的军事用途研究尚少。戈作为一种极具特色的武器从龙山时代一至使用到汉代，其原因值得探讨，以下是个人的一点浅见。
　　殷人喜欢使用短兵器，这就同埃及人喜欢战斧一样，不需深究为什么。但当时冶金术尚很落后，只能制造二三十厘米的短剑，如张家口出土的青铜剑仅长32.8厘米，宝鸡竹园沟出土的青铜剑仅长23.6厘米，无法作为主力兵器。而中原地区的青铜矛直到殷墟三、四期才显著多起来，因此在更早的时候戈基本是唯一的选择（1米长的短矛也未必就比短戈好用）。
　　春秋战国时戈依旧流行大约有两个原因：
　　第一是传统和习惯干扰了军事革新。这种例子即使在现代也不鲜见，像法国就曾投巨资建造马其诺防线。古人对戈的偏好至迟在商代已经形成了习惯，有学者研究了殷墟197座出土有武器并且未经盗掘和破坏的墓葬，其中出土戈的达169座，仅出土戈的达114座，同时甲骨文中以戈为偏旁的字达95个（刘一曼《论安阳殷墟墓葬青铜兵器的组合》），都反映出了戈在商代受欢迎的程度。
　　第二是戈也有自己的一些长处。由于先秦时期甲的防护力一般，步兵所用的盾又不能太大（高度一般只有60多到80多厘米），因而遮挡不到的肩部以上和膝盖以下就很容易受到攻击。对于这些部位，矛的刺杀容易躲避，戈的钩杀、啄杀、推杀则具有一定的优势----这也正是戈的主要攻击部位。《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载“栾、高、陈、鲍之徒介庆氏之甲。子尾抽桷击扉三，卢蒲癸自后刺子之……王何以戈击之，解其左肩。”《左传•哀公二年》载“大子闻之，惧，下石乞、盂黡敌子路。以戈击之，断缨。”《左传•定公十四年》载“灵姑浮以戈击阖庐，阖庐伤将指，取其一屦”（杜注：“其足大指见斩，遂失屦”），那时的医疗条件非常简陋，阖庐回去之后不久就死了。
　　戈之所以被淘汰，不少学者认为是由于汉代车兵衰落和骑兵兴起。但是如前所述，戈和战车没有多大联系，因此前者是没有根据的。后者则难以解释为何此后步兵也不再用戈，我们最多只能认为骑兵的兴起加速了戈的衰落。
　　我们在分析问题时不应该总是假定古人都是绝顶聪明和理性的，例如戈之所以被淘汰就并非是由于戈本身的缺陷，而是由于铁兵器的普及。迄今所掌握的先秦到西汉的青铜戈已有相当数量，但一直未见有全铁戈，甚至在铁兵器已经普及的西汉末年，戈仍然用青铜制造。原因应当是铁兵器采用锻造成型，而锻造铁戈耗费的工时、成本与铁戟相差无几，不如索性制造成性能更好的戟，因此铁戟多见而铁戈绝少甚至可能根本不存在。在铁兵器彻底普及以后，戈也就随着青铜一起退出了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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