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23岁的堪萨斯青年埃得加。斯诺来到内蒙古土默特右旗。这里没有兵燹，可以说是安宁平和，但是他在《西行漫记》第四章《通过红色大门》这样写到“斯诺接到的第一次采访任务是沿着中国8000英里长的铁路线作旅行报道。
在连年饥荒的中国北方农村，斯诺第一次看到了饿殍遍野的可怕场面。他在报道中写道：“你有没有见到过一个人有一个多月没有吃饭了？儿童们甚至更加可怜，他们的小骷髅弯曲变形，关节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于塞满了树皮锯末，象生了肿瘤。“这是由当时国民党交通部长孙科安排的一次旅行，他的本意是为了让斯诺写写沿途的风光名胜，以便吸引美国的观光客。面对这些触目惊心的人类灾难，斯诺本该轻松的旅行变得沉重而压抑，他只有一个想法，尽快离开中国。
而他夫人1981年理出版的《斯诺的中国》一书（Edgar Snow’sChina，Random House，1981。这本书好象没有中文译本）中提到，“饥民的尸体经常在埋葬之前就消失了，在一些村庄，人肉公开售卖。”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Leighton Stuart）说过，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如此推算国民党时代曾经累计饿死过2亿以上人口。解放前的婴儿死亡率是170-200‰（侯杨方），而人口的平均寿命则是35岁!
再来统计下民国期间几次大规模的有记载的饥荒:
1920-1921年华北四省区大饥荒：死1000多万人，灾民3000万(一说5000万）。
“1920--1921 年，发生在华北四省区的旱灾和饥荒饿死了1000万人。直隶的800万饥民几乎只有一半活下来，妻儿被卖，数百万人闯关东，饶阳境内一片荒芜。 1850-1932年，华北每一代人口中平均有8.8%死于饥荒，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杀死女婴的情况恶化造成十分之一的男性未婚率。30年代到40年代的几次大饥荒愈演愈烈。1939年华北地区的霍乱流行夺去了2万人的生命。1943年，旱灾加上日本人抢劫粮食，导致整个华北地区数百万人饿死……”
——摘自任不寐（加拿大）：《在一场大灾变前的反思--重申“灾变论”》
1925年川黔湘鄂赣五省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1928-1930 年北方八省大饥荒：死1300多万人。这是一次以旱为主，蝗、风、雪、雹、水、疫并发的巨灾，以陕西、甘肃为中心，遍及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热河、河南八省，并波及鲁、苏、皖、鄂、湘、川、桂等省的一部或大部，灾情从1928年延续到1930年，造成的逃荒人流无法数计，倒毙在荒原上的饿殍大约 1000万。陕西原有人口1300万，在三年大荒中，沦为饿殍、死于疫病的300多万人，流离失所者600多万，两者合计占全省人口的70％。难民估计达五千万左右。
1931年饥荒：长江1931-1949年发生水灾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两次水灾死人都超过14万人，1931年灾民1亿人，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亡的人数达300万人；
1934年全国大旱灾，导致饥荒，饿死过600万人。
1936-1937 年和平的四川发生大饥荒：成都盆地各县都是灾区，受灾人口大约3700余万。灾区的情况总是相似的，只说一件事，1936年6月15日《西南评论》载：“ 蒋介石来川招待绅耆时，省赈委会主席尹仲锡将灾区人吃人的照片交给蒋，蒋阅后放在袋内。”此后便无下文。蒋介石曾在牯岭公开说：“水旱都要中央拿钱赈济，试问中央以有限之财力，何能补助你们川人。”（载《国民公报》）当时还传闻：某地军阀驻军一声令下，操场周围机关枪开火，集中火力，把一千多闹事抢粮的饥民一扫而光。
1941年广东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1942年，是抗战的对峙时期。“水旱蝗汤（恩伯）”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0个县、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轧而死者无数。妇女售价累跌至平时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只及过去的三分之一。
蒋介石不信河南有灾，大骂这是“谎报滥调”，见得太多了，严令河南的实物征集数额不能缓免。在河南成为新闻盲区的背景下，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挺身而出，踏上河南的千里赤地。
在洛阳，白修德“不时看见血肉模糊的僵尸从过往列车上掉下来”。在骑马从洛阳到郑州的路途中，“绝大多数村庄都荒无人烟，即使那些有人的地方，白修德听到的也是弃婴临死前的哭声，看见的也只是野狗从沙堆里掏出尸体并撕咬着上面的肉”。令他愤慨的是，军队和政府官员无视这次灾荒，仍然征收繁重的谷物税；尽管中国其它地方都有剩余物资，但并没有任何东西被及时运往河南去制止这场灾难。
1943 年3月，他的报道通过洛阳电报局的电报出现在《时代》周刊上，欧美舆论顿时大哗。时值宋美龄“在美国各地进行奢侈的筹资旅行”，看到白修德的报道，要求《时代》周刊的发行人将白修德解职，被拒绝。白修德回到重庆后，重庆政府称他撒谎、搞亲共宣传，致使他回到美国后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1964年，他获得普利策新闻奖。补充一句，洛阳电报局的发报员被处决，罪名是“泄露机密”。
1943年广东大饥荒，300万人冻饿而亡。
1943年湖南, 薛岳, 抗日名将 蒋介石的心腹爱将;第九战区司令长官. 为谋取暴利, 将湖南大米走私到广州, 导致湖南在丰收之年缺饿死上百万人。
1945年东北及湖南﹑河南﹑江西﹑山东﹑浙江﹑福建﹑山西﹑广东﹑安徽﹑广西等省灾民达一千九百万人。
1946和1947南方大饥荒：两年间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了1750万人。在湖南，1946年4-7月，饥荒遍及全省。饥民们始则挖草根、剥树皮为食，继以“观音土”充饥。截至8月，湖南饥荒祸及400万人。
二、1920年旱灾“以工代赈”惨景
1920年，河北、山西、陕西、山东、河南发生罕见旱灾，灾情遍及五省317个县，几千万灾民离乡背井，逃荒逃难，死亡人口约50万。面对天灾，中外人士纷纷慷慨解囊救济灾民。在山西，晋东南半壁尤为死亡枕籍，为救助灾民，美国红十字会、华洋义赈会合作实施捐款赈济筑路计划，用“以工代赈”的办法，召募沿途灾民修筑平定县阳泉镇——辽县（今左权县）的平辽公路。筑路民工不但一日三餐有了着落，还可领取一定量的食物如高粱面或蛤蜊粉等，此举既使得灾民安然度过饥荒，又促进了山西交通的发展。1921年9月23日，总长121公里的平辽公路正式通车。
三、1936年四川大饥荒中的人吃人
1936年到1937年上半年，久旱不雨，灾情已蔓延全四川。一队金发碧眼的“国际社”记者，正行进在巴蜀大地上采访灾情。田野龟裂千里荒凉，饿殍遍野令人心惊……外国记者们坐在颠簸的车上，看着国民党《中央日报》对剑门关内饥荒的现场报道：
“梓潼一宿，路愈曲折险峻，土色赤红，重山裸露，草木稀疏，益觉不胜荒凉辽阔。沿途诸山高峰耸处，必有一二碉堡雄踞其上……一片凄凉，至此始知已入重灾区矣……计全县无一处不受旱灾，以树皮草根白善泥作食者约18万人，饿死者约1000人……民食恐慌，已达极点……倘非亲历灾区者，将不信四川夙称天府之国，人民生活竟一降至于如此，恐直与阎罗鬼国相似矣！”
旷野里，幼小儿童提着大竹篓，不顾危险爬上枯树摘叶充饥，而树叶几乎早已被捋光了；一群孩子饿死荒野，无人殓尸。在川北重镇遂宁县，成千上万灾民流落到县城觅食。饥民多半是老弱妇孺，衣衫褴褛。孩子们多赤裸全身，骨瘦如柴，手上还拿着一枝赖以吊命的树叶……
事实上，那场大饥荒的惨烈程度，远非这篇报道所能反映！
从1930年后到1937年，是四川近代史上民不聊生的年代。旱灾、水灾、雹灾、虫灾、匪灾、兵灾不断。加上军阀割据，连年混战，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百姓生活苦不堪言。更为恐慌的1936年春夏到了，各路告急文书雪片般飞到省政府：久旱不雨、田土龟裂，十室九空、饿殍载道，粮尽食绝、盗食死尸。省民政厅长甘绩镛和“赈委会”官员，慌慌张张把灾情公报向省主席刘湘报告：“川省共有148县、3屯、1设治局，现受灾者有125县、3屯、1局。除成都盆地各县外，都是灾区，受灾大约3700万人以上！”
刘湘愁眉苦脸地问：“究竟饿死了多少人？”
甘绩镛小心翼翼地回答：“很难精确统计。但国民党政府参政员黄炎培先生来川视察灾情，路过简阳县，看到饿殍遍地，惊讶之余说，简阳是'新生活'的示范县，何以街间遍是倒毙之饥民，至于无人收尸！”
甘绩镛又拿出几张报纸，对刘湘说：“1936年4月23日重庆《新蜀报》上面《宣汉通讯》说：'本县饿殍遍野。据前20日中统计，每场饥饿死者，日在10人以上，近复渐次增加，每场日达20人左右。'同日《绥定通讯》上说：'现在万源人口骤减三分之一……万源城中，亦仅稀稀千余人而已。如旅行长途，整日难见炊烟，沿途倒毙饥民几无地无之。'该报5月2日《南江通讯》中也说：'总计城乡饿死者，每日达千余人……2月1日迄今，该县饿死的饥民不下8万余人。'”
刘湘惊骇地问：“饿死了这么多人嗦？”
甘绩镛叹了口气：“那还不算凶的。川北南江县（现为旺苍县）是重灾区，报该县仅黄洋乡160户587人，就饿死71人。那里田地龟裂，沟渠干涸，所种玉米，远望一片枯黄，可点火烧！溪边、道旁、桥下，举目都可见饿殍死尸！”
刘湘瞪大眼睛，有些发呆了。他沉默良久，两手捧头轻声问道：“那、那现在灾民吃啥子吊命喃？”甘绩镛回答：“据各州县急报，饥民最初以草根树皮、野菜野果野草等填肚。榆树、枇杷树、棕榈树等等，凡吞得下喉咙的树皮，早被剥得一干二净，还有苎麻根、黄花根、菟丝子、野百合、老虎姜、黄姜子、毛洋芋、土茯苓、兰草根、猪鼻孔，凡能吃的都挖，田埂山坡到处挖得像烂蜂窝，光秃秃的几乎都挖断种！灾民随挖随吃，活像饿慌的野兔子。有一天，南江县青龙乡王子珍锅厂的灾民区饿死了48个人。当时本街熊大湖运回两缸烧酒，缸底破裂，酒流满地。栖息王家锅厂的饥民大吼一声：'酒倒地了啊！'蜂拥而来抢吃，躺在地下连泥带酒喝得一干二净。气息奄奄的饥民喝后，醉死在地，横着竖着摆了一大坝！”
刘湘闭着眼，听甘绩镛继续汇报：“草根树皮都没有了，饥民只好吞食俗名叫观音土的白善泥。涪陵县第三区因挖取白善泥致将北岩华厂坡山脚挖空，山石崩坍，压死饥民50余人。荣昌、岳池等县或因抢挖白善泥而发生械斗事件。各地均报，灾民食白善泥后，因拉不出来，许多人腹胀而死！”甘绩镛又翻出一张公文，继续说：“饿死路旁的饥民到处可见，有个叫石懋修的乡人对县长哭诉：'3月初，父亲和我去赶后坝场，20多华里的大路上，来往看到的死人有12个。我们去的时候，看到路上偏偏倒倒的饥民还在走，转来时有的已倒在地上了。那些尸体的大腿、臀部上被割得血淋淋的。还在路上走的饥民，衣衫褴褛、骨瘦如柴，脸带黑浸色，颧骨高耸，两眼深凹，两颊皮肉下垂，看一眼都令人胆战心惊……'”
省府秘书长邓汉祥站在刘湘身旁，此时忍不住长叹一声：“这、这简直是一幅活生生的《饥民图》，难怪《中央日报》等报纸上，形容川省灾区是‘阎罗国’了！”
人吃人真况实录
1936年春夏到1937年夏一年多时间，四川各地频频传来饥民吃人肉充饥的可怕消息。
1936年5月4日《天津日报》载《成都通讯》说：“今年树皮吃尽，草根也吃完，就吃到死人的身上。听说死尸的肉每斤卖五百文，活人肉每斤卖一千二百文。'省赈会'特派员王匡础到六口场视察，在一肖姓的屋里发现女饥民张彭氏、何张氏等围食死尸。通江麻柳坪有一妇女杨张氏因生活艰难，携其六七岁及九岁的两个女儿向他处逃荒。不料刚走不远，该妇遂倒毙道旁，二女饥极，就在她娘身上啮面部及身上的肉充饥。”
万源县出现更可怕的杀活人及小孩充饥的事！1936年4月10日《重庆快报》上《邻水通讯》说：“近有桐木洞贫妇邱氏因迫于饥饿，将其3岁小女杀而食之，以延旦夕之命。”
同一天的《赈务旬刊》载：“涪陵饥民、丰都饥民，烹子充饥，杀食胞弟。苍溪饥民、阆中饥民惨食子女，烧食小孩。”
大饥荒已使人性泯灭、变态。南江县木门文昌宫有个叫孟利生的，全家3人，母亲和妹妹都被饿死。他饿得没法，母亲刚死，即将她的一对乳房割下煮在铁罐里，被人发现，当即被群众打骂了一顿。有人说：“他也不行了，饶他罢……”
普济鱼池湾（今中江村）杨传兴全家5人，妻子和儿媳都已饿死，只剩下一个几岁的孙女。一天晚上，杨传兴饥饿难熬，用刀把孙女砍死吃了肉。砍的时候，邻居听到那孙女直叫：“莫砍我，我长大给你拣柴呀！”
一些人在大饥荒中丧失人性，已成野兽。鹿停溪有个康三春，女儿饿死后，就把她身上的肉割下来吃，说比野菜味道好。从此便到处找死人吃，后来竟发展到吃活人！他家在岔路口上，有人路过时，他寻机将人打倒在地，然后勒死，把死人肉割下装在缸里，将骨头埋在窖中。有人听他说：“小娃儿肉好吃不出门，小伙子肉好吃打不赢，老婆婆的肉吃起绵得很！”联保处去抓他，他便逃往外地。
南江县木门场下街大桥巷还有个趁乱世卖死人肉挣昧心钱的孙光。他原本在本地卖牛肉，后来卖起了人肉。有人在联保处告发，派团丁孙骞、谭正明去检查。去时装着买肉吃，先问：“是啥肉？”孙答：“牛肉加野猪肉。”团丁买肉后发现，的确是人肉，便将他擒获，绑在石门枋上审问，孙对自己卖人肉的事供认不讳。
张孝忠先生20世纪80年代末编修金川县志搜集资料时，在百岁老人口述和尘封多年的民国档案里，还接触到1937年四川靖化县（今金川县）几十例触目惊心的案件：马奈联保的农民罗老四绑送王大妹姐弟俩到县政府。县长于竹君审问，王大妹供认：“我骗二妹说：'二妹，我们来学咋个套獐子。你当獐子，我和弟娃套你。'二妹信以为真，于是我和弟娃用麻绳将二妹颈项套住，一人一头扯住，用脚蹬紧，把她勒死后，我俩就把她的肉煮来吃了。隔了几天，我和弟娃又把隔壁罗四爸家的4个娃娃哄到我家里来睡觉。夜深时，我俩用青冈棒把他们打死后，又煮来吃了。过了几天，罗四爸回来后到我家里找娃娃，发现了人脑壳骨头和衣服，就把我俩绑起送来了……”
另一起案例是，观音岩农民刘文元到县里向于县长哭诉：“我妻去年病故，遗下两男一女。4天前因家中断炊，我走了20里路来县里买粮，耽搁了3天。回家后却不见娃娃，到周家询问，周云发说：'3个娃娃在房后玩耍，我去叫他们来！'转身到房后去了。我突然看见周家屋内有几个箩筐里堆满了人骨头，我心想大事不好，娃娃肯定叫他杀来吃了！正惊疑间，见周云发手提斧头直奔我而来。我见势不妙，转身就跑。”于县长当即派县保安队长申时全带3名士兵去抓周云发。周早已逃得不知去向，屋内箩筐里共有孩童头骨41具，大人头骨22具！
可怜的政府赈灾
小小一个靖化县，人吃人案接连不断。1937年4月8日，靖化县长于竹君写信给四川省主席刘湘：“此间食人之风日盛，急盼赈灾！”刘湘吩咐甘绩镛：“赶快赈灾！”
但赈灾粮迟迟不到。本来对人吃人深恶痛绝的县长于竹君，被一桩桩人吃人的案子弄得近于精神失常。他是学法律出身，后来竟然写了一篇为吃人者辩护的文章，说食人者不犯杀人罪，应正名为正当防卫：“食人者不食人，则时刻有被人食之危险！”这篇引经据典的奇文还登在某学术文集之中。
1937年9月5日，抗战已全面爆发。四川省政府委派的查照员黄正中向省府报告：“十室九空，饿殍载道，尸骸满谷。虽有回天之力，亦不能赈靖化县灾民于水火！”
身为四川省主席的刘湘，对大灾荒无计可施。他多次向国民党政府请求赈灾，却毫无结果。
1936年6月15日《西南评论》载：“蒋介石来川招待绅耆时，省赈委会主席尹仲锡将灾区拍摄的人吃人的照片交蒋，蒋阅后放在袋内。”此后便没有了下文。早已被内忧外患弄得焦头烂额的蒋介石在庐山的牯岭就说过：“水旱都要中央拿钱赈济，试问中央以有限之财力，何能补助你们川人？”
1937年4月，甘绩镛又捏着厚厚的文书、报纸，向刘湘汇报说：“1936年夏季到今年的旱灾，已持续近一年之久。近90%的县受到影响，以川北、川东灾情最重。据《新民报》等报纸说：不甘坐以待毙的饥民，到处抢米夺食，成群结队'吃大户'。潼南、铜梁、广安等县饥民，计有81万之多，沿乡挨户乞讨。无数饥民被逼迫为匪为盗。稍有钱粮的人户日夜不安，常备刀枪棍棒防抢，猪、牛不敢出户，人不敢夜走……旺苍县何家垭有户人家中只有三斗包谷，结果粮食被抢走，三婆孙被杀死……”
刘湘瞪大眼睛呆呆地听着，一筹莫展。甘绩镛接着说：“《西南评论》上这篇《饥饿压迫下的四川》，还登得有绵阳、剑阁等地出现‘教匪’……其实咧，都是逼慌了的饥民，他们拖儿带女，喝了碗啥子草纸灰灰的‘符水’，高吼‘刀枪不入’，冲击县城、砸烂政府，同军队拼死拼活要抢粮，被开枪打死不少！”刘湘大惊失色，忙问：“是饥民造反？还是驻军处理失宜？”
甘绩镛苦笑一下说：“仓促急变，说得清楚啥子？遂宁县蒋系人员强调中央政府的合法性，县政府在城内竖立了一根旗杆，说‘悬挂国旗可在老百姓中培养爱国感情’。结果谣言纷起，当地老百姓说：‘旗杆’就是‘齐干’，才引起了大旱灾。他们要求拔掉旗杆，王县长拒绝了。老百姓就冲进县府，捣毁了办公室。警察开枪，许多人被捕或打死。你说这是饥民造反还是百姓愚昧？警察开枪又是不是处理失宜？”
甘绩镛接着说：“还有大批难民拥入重庆，成千上万的人饿死街头。警察仅在今年2月和3月两个月中，就埋葬了近4000名灾民尸体。重庆专门修建了一个火葬场来烧死人……连外国人都在关注川省的大灾情！”
刘湘很少向下属发火，这时也大为恼怒：“妈的，你们搞的啥子赈灾哟？死了那么多人，叫我这个省主席，挨国内国外的人臭骂！对不起川中父老，叫老子脸面往哪里搁啊？”
甘绩镛犹豫一阵，说道：“我们也没办法呀，无数次报中央求助，拖到今年，才拨下一点点。省政府为赈灾，好不容易向银行借了131万元，又由民政厅筹款10万元，共140余万元。赈灾人员出发前，省赈会主席尹仲老涕泪满面，大哭着向发赈人员下跪，叮嘱务将赈款发到灾民手中……”
刘湘急忙问：“赈灾可有效果？”
甘绩镛叹了口气：“区区赈款，如按灾区120余县平均分配，每县仅1万元；如按受灾人口3000余万人平均分配，每人仅能得4分钱！能起啥子作用嘛？”
刘湘一愣，大骂起来：“妈哟，蒋介石要统一四川，四川遇到麻烦他又不管……统一他妈个铲铲！”
各地纷纷“拜神祈雨”
为了求雨减灾，刘湘亲自到重庆请江湖术士“刘神仙”（刘从云）帮忙：“蜀中大旱，恳我师广施大法以求甘露，以救百姓！”“刘神仙”说：“请将军于朝天门内搭二丈高台，再派生肖属龙蛇之兵丁，我自有法。”“刘神仙”选定时日，身着道袍、披发仗剑装神弄鬼。按“刘神仙”之令，36兵丁按地煞之数、取北方壬癸水之义，手执画戟、幡旗，香烟缭绕中，“刘神仙”踏罡步斗，口中呢喃有词。然而却滴雨求见。
重庆《商务日报》1937年5月1日报道：“成都绅耆善士联合组织办祈雨法筵，于北门石马巷玉参慈善会内，由二仙庵退隐老方丈王伏阳法师主坛，并由省赈会主席尹仲锡手撰祈雨疏文……”
宜宾专员冷寅东见许多人吃白善泥充饥，就请某大学鉴定。上海某科学家回信称：白善泥含有人体所需要的矿物质，吃百斤可获热能三百卡云云。冷寅东兴奋地上报刘湘。刘湘批示省政府转发到全省各市县。灾民吃了排不出大便，腹胀如鼓，匍匐呻吟，痛得喊爹喊娘，死者不计其数。有人还编了一段顺口溜：“吃了神仙面，胀得光叫唤。屙又屙不出，只有上西天！”
四川大学某教授搜寻典籍，从汉代董仲舒《春秋繁露》书中发现一个“解旱古方”献给刘湘。刘湘便明令各地对民间祈雨活动一律保护。各路神仙妖人也纷纷出头，怪闻不绝。明眼人都知道，这类活动，对改变四川的灾荒情形是不可能起任何作用的。
“天府之国”为何满目疮痍，几成人间地狱？当时有识者就评论说：国民党时代四川军阀之间470多场混战和横征暴敛，是根本原因。“果无军阀防区制之毒害，则虽有天灾，亦能预为应付，而无吞泥粉、嚼草根、啮树皮、人食人之惨相。是故今日四川之一切灾象，统谓之不良政治之总暴露，亦无不可！”
这场大饥荒从1936年熬到1937年，下了几场雨后才逐步缓解。
四、河南大饥荒：饥荒受得了，赋税吃不消
从1941年开始，地处中原的河南就开始出现旱情，收成大减，有些地方甚至已经“绝收”，农民开始吃草根、树皮。到1942年，持续一年的旱情更加严重，这时草根几乎被挖完，树皮几乎被剥光，灾民开始大量死亡，在许多地方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状，一开始还是只吃死尸，后来杀食活人也屡见不鲜。然而，国民党政府对此似乎了解无多，不仅没有赈济举措，赋税还照征不减。
1943年灾区气候依然干旱，灾情进一步恶化。这时，灾区的情况开始外传，2月初重庆版《大公报》刊登了该报记者从河南灾区发回的关于大饥荒的报道，却遭到国民党政府有关部门当即勒令停刊三天的严厉处罚。消息传来，驻重庆的外国记者一片哗然，白修德决定亲赴灾区一探虚实。月底，经过有关部门批准，白修德来到河南灾区。虽然已经有所耳闻，但亲眼看到灾区的情况他还是深受震动。路旁、田野中一具具尸体随处可见，到处都是野狗在啃咬死尸。白修德拍下了多幅野狗从沙土堆中扒出尸体来啃的照片。在当地传教士的陪同下，他走访了许多村庄，访问了许多灾民。从灾民的口中，他才知道吃人已不鲜见，问题只在于是吃死人还是吃活人，不少灾民都声辩自己只吃死尸，没有吃过活人。一个父亲被控把自己的两个孩子杀掉吃了，这位父亲辩解说是在孩子死后才吃的。还有一个农民被控杀掉别人送给他的八岁儿童，因为在他家屋旁的大坛子里发现了小孩的骨头。这位农民也辩白说是小孩先死。白修德写道：“我们在这个村子里只待了两个小时，无法判断是非曲直，任何人都可能说谎，所以我们又继续策马前进。”［美］白修德：《探索历史》，马清槐、方生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13页。
最初的震惊之后，白修德开始从技术上入手搜集最低的统计数字，每天都和农民及低级官员交谈，了解更多的背景材料。他发现，军队征收的军粮往往高于全年的收成，农民还要向地方政府官员纳税，贪污腐败比比皆是：
收税时实际上的野蛮和侮辱是伤心惨目的，但和收税同时进行的贪污更坏。征收谷物的军官和当地官员认为抽税是他们薪水的补贴，是一种抢劫的特权。每个月在税款分配之后，高级军官们就把多余的谷物分了，送到市场上出售，得款饱入私囊。这种不法抽得的谷物，实际上是到达市场谷物的唯一来源，而控制谷物的囤积居奇者，把价格抬得天一样高。
这些事实并不是从报章上收集得来，而是从农民嘴上收集得来的。我们曾经设法跟某些老百姓谈话。有一天晚上，当我们住在一个军司令部的时候，一群中年人来访问我们，说他们代表着当地社会。他们起草了一个条陈及一个报告书，希望我们带到重庆去。他们给了我们两份。这报告书说，全县十五万人中，十一万人已什么都没吃了，垂死的人每天约有七百，死掉的人每天也有七百左右。自从饥荒开始以来，政府发放的救济品为麸皮一万斤。我们和这群人的领袖谈了一下。他有地吗？是的，二十亩。他收获多少谷物呢？每亩十五斤。抽税要抽多少？每亩十三斤。
这时，一直在旁听他们谈话的指挥官勃然大怒，这位指挥官级别不低，是位将军。他把那个农民叫到一旁训斥一番，然后这位农民回到白修德旁边，改口说刚才说错了，税不过每亩五斤。同时，这位将军要求他们把这些农民刚才给他们的书面报告退回。他们退回了一份，但这位将军坚持必须把另一份也退回。白修德写道："我们相对默然，在昏暗之后，我们可以看到那老人在发抖。我们明白，待我们走后，我们的一切罪名都会归在他身上，而且我们自己也害怕；我们交回了报告书。"有此经历，以后他们尽可能在没有任何官员在场时和百姓交谈，无论何时何地，听到的都是在重复同样的呼吁："停止征税吧，饥荒我们受得了，但赋税我们吃不消。只要他们停止征税，我们是能够靠树皮和花生壳活命的。"［美］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端纳译，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195、196、197页。
把各村、县情况汇总后，白修德估计受灾最重的四十个县中大约有三百万至五百万人饿死。但是，当他向河南省省主席说起饿殍遍地的情景时，这位省主席却说他夸大事实："只有富人才得把赋税全部交纳。对于穷人，我们所征收的，绝不超过土地上所能出产的东西。"［美］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第195页。白修德知道旱情固然严重，但如果政府停免赋税、采取赈灾措施，就能迅速减少灾民的死亡人数，因为在河南省邻省陕西就有大批存粮。然而，各级官员对灾情总是轻描淡写，力图掩盖真相。
面对这种情况，白修德意识到只有让外界知道情势如此严峻才能挽救灾区无数生命，因此迫不及待地想把灾区实情告诉世人。洛阳电报局是他归途中经过的第一个电报局，他立即就将电稿发出。他清楚，"按照规定，这篇报道和任何新闻报道一样，应当发回重庆，由我在宣传部的老同事进行检查，这样，他们肯定会把这篇报道扣压下来的。然而，这封电报却从洛阳通过成都的商业电台迅速发往了纽约。或者是因为这个电台的制度不那么严格，或者是因为洛阳电报局某一位报务员在良心的驱使下无视有关规定，这篇报道不经检查就直接发往纽约了。于是，消息首先在《时代》杂志上传开了--这家杂志在整个美国是最同情中国人的事业的"。当时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正在美国访问，顿时大怒，认为有损中国政府形象，由于她与《时代》周刊老板亨利·卢斯（Henry R.Luce）是老朋友，所以强烈要求卢斯将白修德解职，这一无理要求理所当然被卢斯拒绝。［美］白修德：《探索历史》，第120页。消息登出后，在美国引起很大反响，美国朝野对当时中国政府不顾民众死活的作法大为不满，甚至感到非常愤怒。
回到重庆后，白修德想立即向蒋介石面呈实情，但蒋却拒不接见，因为"一夜之间我在重庆成了一个引起争议的人物。一些官员指责我逃避新闻检查；另一些官员指控我和电报局里的共产党员共谋，把我的报道偷发出去"。宋庆龄得知这种情况，一再对蒋介石说事关数百万人性命，坚持要蒋见白修德。在宋庆龄的坚持下，蒋介石最终同意会见。见面时，蒋介石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坚决否认有人吃人和野狗吃死尸的情况。白修德不得已拿出野狗吃人尸体的相片，蒋看到这些相片，表情极其尴尬，问他在何处拍下这些相片，而后要他提供完整的报告，接着他又向白修德表示感谢，说他是比自己派出的任何调查员都要好的调查员。后来的事实说明，一旦政府采取有效措施，灾民的死亡便迅速减少。几个月后，白修德收到了一位一直在灾区的传教士的一封来信，信中感激地写道：
你回去发了电报以后，突然从陕西运来了几列车粮食。在洛阳，他们简直来不及很快地把粮食卸下来。这是头等的成绩……省政府忙了起来，在乡间各处设立了粥站。他们真的在工作，并且做了一些事情。军队从大量的余粮中拿出一部分，倒也帮了不少忙。全国的确在忙着为灾民募捐，现款源源不断地送往河南。
在我看来，上述四点是很大的成功并且证实了我以前的看法，即灾荒完全是人为的，如果当局愿意的话，他们随时都有能力对灾荒进行控制。你的访问和对他们的责备，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使他们惊醒过来，开始履行职责，后来也确实做了一些事情。总之，祝愿《时代》和《生活》杂志发挥更大的影响……在河南，老百姓将永远把你铭记在心。有些人心情十分舒畅地怀念你，但也有一些人咬牙切齿，他们这样做是不奇怪的。［美］白修德：《探索历史》，第120－122页。
"灾荒完全是人为的，如果当局愿意的话，他们随时都有能力对灾荒进行控制。"这位传教士当年从自己亲身经历中得出的结论，在半个多世纪后被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深入研究作了理论上的证明，这也是森在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在《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以自由看待发展》两书中指出，贫困不单纯是一种供给不足，而更多的是一种权利分配不均，即对人们权利的剥夺。由于格外注重"权利"，阿马蒂亚·森强调自己的经济学采用的是"权利"的分析方法，将贫困、饥荒问题与"权利"紧密相连，指出相当多的人的权利被剥夺才会导致大饥荒；从权利角度认识贫困、饥荒问题，把这看似单纯的经济学问题与社会、政治、价值观念等因素综合考虑，突破了传统经济学仅从"经济"看问题的角度，使经济学的视野更加开阔、分析更加深刻。通过对饥荒与经济、社会机制的联系的分析，他的研究说明经济活动背后离不开社会伦理关系。这是他对经济学的最大贡献，他也因此被称为"经济学的良心"。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告对他的研究作出如此评价："阿马蒂亚·森在经济科学的中心领域做出一系列可贵的贡献，开拓了供后来好几代研究者进行研究的新领域。他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工具，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
阿马蒂亚·森以大量资料和经验研究为基础，证明现代以来虽然饥荒与自然灾害有密切关系，但客观因素往往只起引发或加剧作用，权利的不平等、信息的不透明、言论自由的缺乏、政治体制的不民主才是加剧贫困和饥饿、导致大规模死亡的饥荒发生的主要原因，在粮食问题的后面是权利关系和制度安排问题。因为只有在民主自由的框架中，信息才有可能公开，公众才有可能就政策制定进行公开讨论，大众才有可能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弱势群体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政府的错误决策才有可能被迅速纠正而不是愈演愈烈。在没有重大灾害的承平时期，人们对民主的作用和意义往往并不在意；或许只有面对灾害的严重后果，人们才能意识到民主的重要。
历史经验和理论研究都已说明，对重大灾难的深刻反思，往往是社会改革、进步的重要契机。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多难"才能"兴邦"；一个民族今天失去的，才能以明天的进步作为补偿。
（摘自：雷颐 《历史的裂缝--近代中国与幽暗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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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的失败只是时间的问题，军事失败只不过是这个过程催化剂。
很多人多说共产党自己记载的东西部客观，肯定是把国民党的事情往坏了说，往坏里记，这篇文章通篇都是国外的数据应该具有很好的说服力了。不是我发这样的帖子恶心国民党不行，是事实上国民党根本就没有统一国中国，当时任然是军阀混战，还有人说什么民国的黄金10年怎么样，仔细查下资料就发现，所谓的黄金10年的工商业发展廉北洋时期都不入。只知道自己贪的政府，永远没有人们的支持，只知道自己玩乐的政府永远不会理会人民的死活。同样也会被人民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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